瞭望：西医借科学名义加剧中医地位衰落

　　毛泽东：西医学习中医

　　有关政府官员对这一抉择显得颇为自信。

　　西医出身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当过赤脚医生，自称为“野路子”的中西医结合医师。

　　2007年，他在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成立大会上说：“我们的中西医结合，应该说比西医(或现代医学)和中医到了更高的一个阶段，只是我们做得还不够，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做好了，我们一定是处在人类医学里面最高的境界。”

　　在这次讲话中，韩启德还表示，“中医还是中医，西医还是西医，我想永远不能叫中西医结合，也达不到结合。”

　　在他看来，中医、西医一起来解决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合，但从长远、从根本上说，只有把中医、西医两者结合，创造成一体，也就是创造出中国医学，才能说真正达到中西医结合。

　　50多年前的1956年，毛泽东就萌生类似想法。他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这被认为是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原始出处。

　　此前的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首届全国卫生大会上，即将“团结中西医”确立为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王振瑞是知名医史专家，他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团结中西医是基于当时现实国情的一种必然选择。”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对民众贫病交加、健康状况较差的情况。中医有几十万人的人员优势，西医有防治传染病、地方病等的技术优势。“在这种困难时刻，只有中西医团结协作，才能迅速改善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卫生状况。”王振瑞说。

　　他的研究还表明，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上，除落到字面上的“团结中西医”外，还有一个虽未宣传、却在执行的中医政策，即“中医科学化”。

　　王振瑞说，此时的“中医科学化”，其实说的是中医医生的科学化，即对经考核合格准予执业的中医，通过“进修”进行现代医学的改造，使其变成“科学医”。

　　换言之，“中医科学化”就是让中医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如解剖、生理、细菌、病理等。

　　此项政策执行几年后，1955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当时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的检讨，题为《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

　　贺诚暴露他的“错误思想”包括：“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虽然号召了中西医互相学习，但在实际工作中则只着重要中医学习西医学”，“我的团结中医是从临时应急观点出发，并且认为终必以西医代替中医”，“我认为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

　　此番检讨的背景是，自1953年开始，毛泽东对卫生部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做法提出批评。

　　1954年，毛泽东强调，“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

　　当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认为：“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

　　此种氛围下，1955年，卫生部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性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下称“西学中”班)。

　　“中西医结合就是从西医学习中医开始的，西医学习中医是史无前例的创举。”王振瑞评论道。

　　崔月犁：不知不觉把中医消灭了

　　1955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刊发社论《开展祖国医学的研究工作》，认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是系统地学习，全面地接受，然后加以整理和提高。”

　　王振瑞说：“这是几十年来一直发挥着指导作用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十二字方针在媒体上的最早表述。”

　　很多当事人一度对“西学中”的意义不解，对学习中医产生抵触情绪。

　　李经纬是第一届“西学中”班的学员，目前是中国著名医史学家。去年他在《中华医史杂志》发表“八十自述”，提及当年他参加学习的状态：“首先由于解除思想上困惑之需要，自己下决心系统阅读历代中医外科著作与综合性医书之外科内容。”

　　1958年，李经纬等首届“西学中”班学员毕业。

　　同年9月25日，卫生部呈递《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称学员们“逐步对中医发生兴趣，觉得越学越有内容。特别经过他们亲手以中医的学术治好了不少病人，他们亲身体会到，用中医学术治病，确有较高疗效。比如：有一黄疸患者，病势危急，西医治疗无效，后由学员李经纬用中医办法治好了”。

　　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并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据穆大伟介绍，此后，全国有计划地举办“西学中”班一直持续到1976年左右，各种脱产或不脱产的“西学中”班俨然成为一项群众运动。

　　穆大伟认为，“西学中”班是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第一个里程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长为中西医结合的中坚力量，陈可冀、吴咸中、沈自尹等佼佼者相继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多项大奖。

　　在“西学中”轰轰烈烈的势头下，1978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崔月犁看到的情况却是，“中医那时已经被破坏得很厉害了”。

　　崔月犁晚年在自述中写道，“文革”前全国有371所县以上的中医院，最后只剩下171所，这剩下的171所，基本上是西医掌权，里面的医疗方法也基本上全是西医，即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美声唱法的音乐家)的调子”；同时，全国中医职称专业技术人员有34万，仅占总人口0.34‰，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中低级人员，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很小。

　　崔月犁分析了中医困难的原因：“有些人在指导思想上不明确，不是在发展中医或者发展西医过程中进行中西医结合，而是直接以西医替代，嘴上承认中医是科学，实际心里还是认为中医是落后的，不知不觉把中医消灭了。”

　　“直接以西医替代”，就是被一些中医从业者诟病的“中医西医化”。他们认为，从结果上看，中西医结合就是中医西医化。

　　张晓彤说：“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毛泽东沿袭他的政治理念，但医学毕竟不同于政治，应该让政治的归政治，医学的归医学。”

　　原卫生部中医司司长、被称为“中医司令”的吕炳奎，1981年为《浙江中医杂志》撰写《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问题》，认为，“‘文革’前的17年，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出现过一些曲折或者是大的曲折，但由于得到党的重视，中医事业得到了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文革’十年浩劫，中医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

　　吕炳奎认为，“文革”期间，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形而上学猖獗，提出了“人人学中医”、“在1985年要创造新医药学的雏形”、“赤脚医生是中西医结合的主力军”等“耸人听闻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

　　结果是，“中西医结合一时成了卫生工作的中心，一切隶属于中西医结合，服从于中西医结合”，“西医发展受了影响，中医濒临被消灭的境地”。

　　张晓彤对“中西医结合”的评价是“一个政治口号、一种行政号召”，“既然承认中医是科学的，为什么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身上？为什么不能让中医按照自身规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呢？中西医结合就是要用西医取代和改造中医，它对中医的伤害，比西医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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