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中西医比较观

　　●梁漱溟赞同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目的是剥去中国文化在千年时光中僵化而走形的外壳，使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显露与光大；尤为反对含混、模糊地希望融合东西文化，各取所长为一世界未来文化，他认为这是对文化的误解。

　　●中西文化因其着眼问题不同、根本精神不同、理论方法不同，取得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就。“西方是科学的成就，中方是艺术的成就”。具体到医学上，梁漱溟说：“在中西医学上的不同，实可以代表中西一切学术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是走玄学的路。”对于两者都是肯定的意思，并且认为从根本上“结果中国的这个方法倒会占优胜。”中西医对待生命的态度不同、研究对象不同、所用方法不同、语言表意不同，不可轻谈中西医的沟通融合。

　　思想家与医学爱好者

　　深秋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最适合登高远眺，怀古开今。

　　回望120年前，1883年的重阳节，北京安福胡同，一个小官宦人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他就是梁漱溟。出生在这一天，似乎预示了梁漱溟这一生是一个不断向上登攀的历程。

　　梁漱溟先生生于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卒于1988年，享年95岁。他不仅是中国百年沧桑的见证者，也是一位奋斗不息、鞠躬尽瘁的开创者，被誉为“中国的脊梁”。他的一生可以从一位跟随他多年的学生李渊庭敬献的挽联中看到一些影像：

　　治学邃于思辨，抉幽发微，著述等身，首创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弘扬东方学术，探索人生真谛，自成思想体系，中外共仰。道德文章无愧一代宗师。

　　外世巍然卓立，尽瘁国是，席不暇暖，发起鲁豫乡村建设运动，组织民主同盟，创办光明日报，关心民间疾苦，宠辱不惊，高风亮节堪称举世楷模。

　　梁漱溟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又是本着他的思想行动的社会改造活动家。他广为人知的是近代新儒家开创者之一，而他在生命深处以佛家立心也渐为人所知，人们不大了解的是，他还是一位医学爱好者。站在中西医之外，以他唯识学为根基的文化哲学眼光看待中西医学，尤其对中医问题所长所短的思考，体现在他的多本著作中。

　　梁漱溟先生幼时在父亲的安排下接受半西式教育，进入中国第一间新式学堂“中西小学堂”学习中西文，稍大又自己涉猎介绍西方文化知识和世界形势的报刊杂志，对西方文化接触很早、思考很深。

　　青年时期笃志出家，为此学佛兼学医，且是中西医都涉及，当时初衷“所以学佛又学医者，虽心慕金刚经所云‘入城乞食’之古制，自度不能行之于今，拟以医术服务人民取得衣食一切所需也。”梁漱溟对生命真谛诚挚探索的天性，也使他对医学（尤其是中医）有天然的兴趣，自然走上学医之路。他那时（二十二岁前后）所学，自述“西医各书系由日文翻译过来，有关于药物学、内科学、病理学、诊断学等著作十数种”，中医“以陈修园四十八种为主，从《黄帝内经》以至张仲景《伤寒》、《金匮》各书均在其中”。同时，他也很关注中西汇通派。

　　在未学医时，梁漱溟觉得“中西医既同以人身疾病为研究对象，当不难沟通”，但是在认真学习后，他认为“中西两方思想根本不同，在某些末节上虽可互有所取，终不能融合为一”，但他又认为中西医最后还是可以融通，但不是当时人“用西医学理给中医的枝叶进行一点说明”可以做到。医学是与生命关系最切近的学问，对于中西医学的学习，启发梁漱溟认识生命，也更使他看清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他一生思想的奠基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论理、举例多处见中西医对比，既是他对医学的思考，也支持了书中对何为西方文化、何为中国文化的论证。虽然他首创东西文化深度比较最根本得益于他的唯识学，但正是对中西医学的学习，为他提供了素材和证明，正如他所言：“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

　　对中西文化的核心认识

　　梁漱溟对中西印三家文化的核心认识，笔者总结如下。

　　西方：着眼在人对物问题上,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的，以向外逐求为人生态度的文化。（指其主体，尤其文艺复兴后到二战之间的西方）

　　中国：着眼在人对人问题上,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以向内“郑重”于“生”为人生态度的文化。

　　印度：着眼在人对自己的问题上,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以“解脱”于“无生”为人生态度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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