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中西医比较观

　　（中印文化都指其主体，尤其是20世纪西方化全球化以前）

　　他以自己唯识学根基对生命的领悟和他所掌握的中西方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医学等事实依据两个维度一往一返的论证，给出“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的结论。这是他在1920年，处于“西化”思潮核心的北大执教期间就明确发表的论断。

　　在这种认识下，他赞同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而目的是剥去中国文化在千年时光中僵化而走形的外壳，使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显露与光大；尤为反对含混、模糊地希望融合东西文化，各取所长为一世界未来文化，他认为这是对文化的误解。一种文化的所有面貌与他的根本精神是一个整体，中西文化的根本精神不同，形成的理论方法体系不同，是无法融合的，却可以“斩截地改换”。改换的方向，他通过对现实形势客观观察，验证了他对人类文化前途的判断，确定无疑——前途为中国文化。

　　对中西医的比较

　　梁漱溟以中西文化的根本精神不同划分中西两种文化,他认为这是中西方在着眼解决的人生问题上有不同侧重，并肯定两者都对各自着眼的问题有成功的解决方法，都是对人类极有贡献的文化。他认为“根本精神”是一文化区别于他文化的所在，“初无可比”，中西两精神所开出的两文化各有短长，不能简单以好坏高下论之，应互相尊重。但是，在处于西方科学为主导的西方文化世界化形势下，中国文化的真价值大不易被看懂，因其与西方完全不同，且比西方在生命层次上着眼高，这需要有人用西方语言的表达方式向西化的世界指明。

　　中西文化因其着眼问题不同、根本精神不同、理论方法不同，取得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就。“西方是科学的成就，中方是艺术的成就”。具体到医学上，他说：“在中西医学上的不同，实可以代表中西一切学术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是走玄学的路。”“玄学总是不变更现状的看法，囫囵着看，整个着看，就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科学总是变更现状的看法，试换个样子来看，解析了看，不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却拿别的东西来作他看。譬如那个病人，中国只就着那个现状看。西方以为就着那个样看，看不出什么来的，要变更现状打开来看看，这就是怎样？这就是不拿他当整个人、不可分的人看，却看他是由别的东西——血肉筋骨所成的种种器官——合起来的。所以中医不要去求病灶，因他是认这整个的人病了。西医定要去求病灶，因他是认合成这人的某器官某部分病了。这两家不同的态度是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秉持一贯的。”

　　梁漱溟的中西医比较观，笔者仅就其青年时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及中年时期《中西学术之不同》两篇对中西医之区别进行阐述。

　　对待生命的态度不同

　　梁漱溟先生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归结中西文化之不同，就在于中西方人根本的“意欲”不同，他以佛家唯识学的眼光看，“意欲”是生活的根本，“意欲”为何，就带出了方向性，就有了性质的不同，由此开出了不同生活道路。他认为这种人生态度笼罩中西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中西文化没有大交通时，更是出于不自觉的定式中，“日用而不知”。西方人开眼就向前看，所看一切皆为“外”，与“我”相对，是必有所对待而后可行其客观的观察、操作等等，二元对立中，唯物近世大盛于唯心，这种唯物取得的胜利（不过是片面的）带来的自信扩及一切领域，乃至对人也近以物视之；而中国人秉调和持中的态度，看重自然变化生生不息的生命整体，是“天人合一”，求与物无对，是求感通融合的。他说“人的生命，本与宇宙大生命为整个一体，契合无间，无彼此相对”，而中国自古的儒道两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生命通乎宇宙”。在医学上则表现为尊重生命本身的“彻头彻尾一生命观”。 

　　研究对象不同

　　中医西医都是治病，但对象不是一个，西医以人体为对象，“比较看人为各部机关所合成，故其治病几与修理机器相近。”看人“是死的，局部的”。再往前发展，西医将以生命为对象研究。中医的根本是不立对象，中医着眼在人的生命整体，以超“有对”入“无对”之态度，“从生命正在活动时，就参加体验，故其所得者乃为生命之活体。”梁漱溟说中医的归本在道家。而西医以人的肉体为主要对象，“西医无论如何解剖，但其所看到的仍仅是生命活动剩下的痕迹，而非生命活动的本身，无由去推论其变化。在解剖上，无论用怎样精致的显微镜，结果所见仍是粗浅的；无论用如何最高等的工夫，结果所产生的观念亦终是想象的，而非整个一体的生命。”因此，梁漱溟提出“现在西医对生命认识不足，实其大短。”西医相对于中医，对生命的认识尚幼稚。然而他也提出西医科学的方法是一定要学习的，比如治疗局部病变能够快速有效，同时认为西医发现病菌是一大贡献。

　　所用方法不同

　　中西医所用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方法，如把西医所用的方法称为科学的方法，则中医所用是玄学的方法。“一面（西方）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静的、科学的、数学化的、可分的。一面（东方）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动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不可分的”，梁漱溟对于两者都是肯定的意思，并且认为从根本上“结果中国的这个方法到会占优胜。”

　　针对科学方法，梁漱溟说：“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即在其站在静的地方去客观地观察，他没有宇宙实体，只能立于外面来观察现象，故一切皆化为静；最后将一切现象，都化为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科学即是一切数学化。一切可以数学表示，便是一切都纳入科学之时，这种一切静化数学化，是人类为要操纵控制自然所必走的路子；但这仅是一种方法，而非真实。真实是动的不可分的(整个一体的)。在科学中恰没有此‘动’，没有此‘不可分’。”

　　对于玄学方法，他说：“所谓‘动’，‘整个一体不可分’，‘通宇宙生命为一体’等，全是不能用眼向外看，用手向外摸，用耳向外听，乃至用心向外想所能得到的。反是必须收视返听，向内用力而后可。”“要人智慧不向外用，而返用之于自己生命，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

　　中西两方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偏重“理智”，中国则偏重“直观”，并且梁漱溟解释此直观是“理智调理下的直觉”，对人的要求很高。  

　　他认为中医归本于道家，阐说道家“要求能了解自己的生理，其主要的功夫是静坐，静坐就是收视返听，不用眼看耳听外面，而看听内里——看听乃是譬喻，真意指了解认识。开始注意认识的入手处在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注意呼吸，使所有呼吸处都能觉察出来。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是不随意肌的活动；关乎这些，人平常多不甘用心去管他，道家反是将心跟着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去走，以求了解他。譬如呼吸，通体(皮肤)都有呼吸，他都要求了解认识，而后能慢慢地去操纵呼吸、血液循环。消化营养等也全是如此，他都有一种细微而清楚的觉察。平常人不自觉地活动着的地方，他都有一个觉察，这同样是将智慧返用诸本身。于此才可以产生高明的医学。中国医学之根本在此。高明医学家，大多是相传的神仙之流的原因亦在此。”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