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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子益别论“伏气温病”启示

  • 文章导读:

      彭子益别论“伏气温病”说

      中医辨治温病,历来有新感与伏邪两大原则。“伏气温病”之说始于王叔和,王叔和以《内经》“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为依据,于《伤寒论》之首加序例曰:“冬日伤寒,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自此伏气温病一唱百和。

      如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及冬不藏精春必温病治法”中所云:“是以寒气之中人也,其重者即时成病,即冬令之伤寒也。其轻者微受寒侵不能即病,由皮肤内侵,潜伏于三焦脂膜之中,阻塞气化之升降流通,即能暗生内热,迨至内热积而益深,又兼春回阳生触发其热,或更薄受外感以激发其热,是以其热自内暴发而成温病,即后世方书所谓伏气成温也。”

      与其他医家不同的是,民国医家彭子益在其所著《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一书中提出温病为“本气自病”。他认为:“温病者,人身木火偏于疏泄,金气被冲而失收降之令,水气被泄而失封藏之能,水不藏则相火益事飞腾,金不收则风木益事泄动……一年的大气运动,春升夏浮,秋降冬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身春木之气,升动生发失其常度,则温气病焉。此乃人身本气之病,非中今年之温,由口鼻而入;非伏去冬之寒,变为今春之温。不过虽是人身本气自病,必须感受时令偏于疏泄的大气,引动里气,然后病成耳。”

      彭论混淆了“寒”与“藏”

      笔者认为,他在分析“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时,与“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相混淆了。

      他认定“寒”字为“藏”字。解释为:“寒者,冬水封藏之气也。平人水气能藏,阳根不泄,养成木气,交春阳和上升,化生心火,煦和畅遂,不病温也。阳根者,藏则为生气,不藏则化邪热。冬日伤损了水的藏气,阳根外泄化热。泄之盛者,在本冬即病冬温;泄之不盛者,冬时木气未动,尚未发生疏泄作用,一交春令,木气疏泄,将木气本己根气摇泄而起,木气失根,故病温病。温病都是虚证,原因即在于此。所以治之之法,必用培养木气之药,所以《内经》又曰‘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凡冬时咳嗽、不寐、出汗、劳心、多欲等事,皆不藏精的事。”

      彭论有耐人寻味处

      虽然彭子益将“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与“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混为一谈,但读过后,仍令人颇受启发。笔者以为彭氏温病的“本气自病”说,很耐人寻味,可结合《内经》原文进行探讨。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笔者要强调的是,后四句所论疾病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重阴必阳,重阳必阴”。“重阴必阳”、“重阳必阴”为“物极必反”之意。原文讲“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显然“寒暑过度”所致疾病为物极必反。那什么是“寒暑过度”?我们讲冬寒夏热,是正常现象,若冬天不寒,夏天不热,此为不及,若冬天过寒,夏天过热,当为过度。

      正如彭氏所云:一年的大气运动,春升夏浮,秋降冬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人体的气机运动亦应如此。冬天是阳气封藏的季节,阳气的封藏是为了来年更好的升发,阳气作为我们一切活动的能量来源,必须要经过充足的“睡眠”,才能保证“体力充沛”。但若冬天过于寒冷,则阳气封藏固密,一交春令,木气升发,这时封藏之令不行(因过于封藏而不能封藏),木火之气偏盛,而成温病,此为“重阴必阳”之“冬伤于寒,春必病温”。

      再说彭氏混淆的“寒”与“藏”,吴鞠通认为“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中,“不藏精三字须活看,不专主房劳说,一切人事之能摇动其精者皆是,即冬日天气应寒而阳不潜藏,如春日之发泄,甚至桃李反花之类亦是。”其实,“精”,指的就是阳气。

      对此,刘力红的《思考中医》也讲,精是阳气的封藏状态。因此,“冬不藏精”是指冬天不够寒冷,即气化不及,阳气封藏不固,或者人体不能顺时调养而使阳气外泄,阳气没能得到充足的“睡眠”,过于消耗,而春天又是阳气升发的季节,本来就没能休息好的阳气还得继续“工作”,这样,阳气的卫外功能减弱,抵抗力下降,此时所得温病,就是“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温病。

      由此可见,“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与“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是有区别的,前者因冬日封藏之令太过,至春日疏泄之时,阳气升发过度,木火之气偏盛所致,为“物极必反”之意。而后者,是冬令阳气封藏不足,过于消耗,卫外功能减弱所致。

      前者为实证,后者为虚证。治疗方面,笔者认为两者均可以白虎汤为基础方进行加减,针对于温病为阳气升发太过,木火之气偏盛的机理,白虎汤就是促使阳气敛降,制约木火之气之方。而后者更宜用白虎加参汤,因后者为阳气虚损之证,人参既能补气又能生津,正如焦树德所言“人参补阳生阴”。

      此时不宜用黄芪,黄芪虽亦为补气之品,但张锡纯认为黄芪的升力大于补力,而人参的补力大于升力。温病本为木火偏盛之病,黄芪的升力会加重阳气的耗散。故凡温病兼气虚者加参不加芪。

      且温病的发生每年均有可能,《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辰戌之岁,初之气,民厉温病;卯酉之岁,二之气,厉大至,民善暴死;终之气,其病温。寅申之岁,初之气,温病乃起;丑未之岁,二之气,温厉大行,远近咸若。子午之岁,五之气,其病温。巳亥之岁,终之气,其病温厉。”

      从以上经文中可以看出,温病的发生均由少阴君火或者少阳相火的加临,使得该阶段的气候过于温热所致,为木火偏盛,阳气过于疏泄之病。故笔者认为,用彭氏“本气自病”说解释“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似乎比“伏气温病”说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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