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腑有“性” 顺势而治

　　顺脾（胃）之性

　　脾胃为仓廪之官，属土，应长夏、应湿。胃主受纳，脾主运化，共同完成饮食物的消化吸收及其精微的输布，有“后天之本”之称。

　　在生理特性上，脾喜燥恶湿，胃喜润恶燥；脾主升清，胃主降浊，“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叶天士）脾气不升者，可见食欲不振、食后胀满，大便溏泄，或头晕眼花，或脘腹坠胀，或脏器脱垂等；胃气不降者，可见脘腹胀满，纳差、呕吐或呃逆等。因此，治疗脾胃病尤应处理好升降关系。

　　据叶天士“太阴脾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始安”之言，欲升脾须先燥脾，因“脾燥则升”。（《医学求是》）燥脾时因于脾虚当健脾，因于湿困当除湿，可选用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参苓白术散、平胃散等，若重升提则用柴胡、升麻等。

　　欲降胃多先润胃，可选用益胃汤、养胃汤、沙参麦冬汤等，若重降逆则用旋复花、代赭石等。此外，叶天士说“胃喜为补”，指出食疗与食养均应顾及、顺应胃的感受。

　　顺肝之性

　　肝为将军之官，属木，应春、应风。其功能主要有二：一为主疏泄，即可疏通与升发，能藉此调畅气机、促进脾运胃纳、调畅情志等；二为主藏血，可贮藏血液与调节血量。

　　肝为风木之脏，性喜条达而恶抑郁，主升、主动。一旦遭遇忤逆，如抑郁或恼怒，则极易使“刚脏”的本性显露，桀骜不驯，气机逆乱，扰及四邻，或横逆犯胃乘脾，而致胃痛、痞满、呕吐、呃逆或泄泻等，或上逆而呈肝阳上亢，致头痛、眩晕，甚或中风等。此如《四圣心源》言：“风木者，五脏之贼，百病之长。凡病之起，无不因于木气之郁。”

　　但肝的功能又充分体现了其“体阴而用阳”的特点，疏泄与藏血相辅相成，藏血充盈则肝体得养，而能发挥调畅气机、通达气血之用；疏泄正常，则血行畅达，有利于藏血而充筋养目。

　　因此，肝用太过往往因于肝体不足。在此背景下，治疗肝之病变，于疏理肝气时一定要注重养柔肝体，药用当归、白芍等，方选四逆散、逍遥散、柴胡疏肝散、镇肝熄风汤等。

　　顺肾之性

　　肾为作强之官，属水，应冬、应寒。其功能为藏精、主水、主纳气。因所藏“先天之精”是构成胚胎发育的原始物质，故又有“先天之本”之称。

　　肾中精气，可分阴阳。肾阳者，又称为元阳、真阳，对机体各脏腑组织起着推动、温煦作用；肾阴者，又称为元阴、真阴，对机体各脏腑组织起着滋养、濡润作用，因而肾又称“水火之宅”，且“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张景岳）

　　鉴此，治肾之病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据“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素问·六节脏象论》）之言，肾中精气宜涵蓄敛藏，不宜轻举妄动，但病之久甚，则其又往往难以幸免，即“五脏之伤，穷必及肾”。（张景岳）如水不涵木，肝肾阴虚，可致寄居之相火冲逆上炎，症见头目不清，视物不明，耳鸣耳聋，五心烦热，性欲亢进，梦遗早泄等，治宜滋阴降火，方选知柏地黄汤。

　　二是肾“合水火二气”（《理虚元鉴》），根据阴阳互根、互生互化之原理，补益肾中阴阳则颇有讲究，即如张景岳所言：“善于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泉源不竭；善于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阳生阴长而生化无穷。”

　　三是肾为水脏，职司开阖，主导着全身水液的代谢，开阖失司的水肿、遗尿均可通过补肾来解决。也正因于此，致使无论肾阳虚与肾阴虚，均可出现水湿停潴的内环境，对此不加处理，则肾虚难复。故此《金匮》肾气丸与钱乙的六味地黄丸中均用茯苓、泽泻予以渗利。

　　除上述原则外，还需注意对脏腑特性的总体把握。

　　藏泻有别。《素问·五脏别论》言：“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指出五脏藏精气而宜“满”，六腑传化物而多“实”（以通为用，以降为顺）；进而说明脏病多虚，腑病多实；脏实者可泻其腑，腑虚者可补其脏。

　　三焦各异。《灵枢·营卫生会篇》言：“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形象地描述了上、中、下焦的生理状态。据此，吴鞠通提出了三焦辨证的治疗原则，即 “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

　　意为上焦部位最高，而近于表，故病在上焦，宜用如羽毛般轻清升浮之品；中焦处于上、下焦之间，是升降出入的枢纽，故病在中焦，用药须不偏不倚，中正平和如秤杆之平衡；下焦部位最低，而偏于里，故病在下焦，用药须重浊，犹如秤砣般沉重潜降之品，才能直达病所。此虽针对温病而立，实则治疗内伤杂病时也可加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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