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火神派与卢氏火神派的比较研究

扶阳学派是中医学中较新的一个学术流派, 现在公认的是清末四川名医郑寿全为本学派的鼻祖, 本学派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尤其是近30年左右, 随着历届“扶阳论坛”的召开, 扶阳学派逐渐为世人所了解, 可以说成了中医学术流派中最活跃的一个。“火神派”一词最早见于《邛崃县志》, 据王杰明等的研究[1]:晚清以来, 一部份蜀医力主温热扶阳、临证擅用姜桂附等品取效, 时人谓之“火神派”, 其中以郑钦安为学派之代表。张存悌教授认为扶阳学派的称呼更规范, 而火神派则更通俗[2],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扶阳学派与火神派不尽相同, 不能等同视之, 但为了研究及论述的方便, 我们暂且认为二者为一个学派。近年来随着以卢崇汉为代表的部分现代火神派医家, 对火神派学术思想的阐释, 中医界发现其与郑钦安、吴佩衡等的某些观点有所不同, 于是有了卢氏火神派和卢氏扶阳派的提法, 火神派与卢氏火神派有何关系, 二者的异同又有哪些呢?卢氏火神派来源于火神派, 但某些观点及治疗思路又不等同于火神派, 可以说是对火神派的发展与创新。张存悌教授把火神派分为经典火神派和广义火神派, 经典火神派指“较为忠实的继承了郑钦安的学术思想, 选方用药带有明显的郑氏风格。”以郑钦安、吴佩衡、范中林等为主要代表人物[3,4], 卢氏火神派以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和李可等为代表, 形成了火神派中的不同派别, 从而使火神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为使大家学习火神派更加直观, 本文仅从文献学角度, 对经典火神派与卢氏火神派在基础理论、病因学、辨证论治和方药特点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1 对“阳气”与“阳虚”的实质认识相同 (阳主阴从观)

理论来源: (1) 《易经》“两仪总是太极, 一气流行也”;“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 乃统天”, “至哉坤元, 万物资生, 乃顺承天”。其中“一气”就是一元论中的“先天之气”或称“元气”, “乾”———阳也, 统天, “坤”———阴也, 顺承天, 明确了“阳主阴从”的关系。 (2)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 若天与日, 失其所, 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意为阳气对于人本身来讲, 就像天上的太阳与万物的关系一样, 是生命的根本, 不可憾动, “有阳则生, 无阳则死”。这就是火神派重阳思想和阳主阴从观的理论来源, 火神派认为“阳气”为生命之根、先天之本, 在人体的生命活动中起主导作用。郑钦安在《医法圆通》和《医理真传》中都有相关的论述, 火神派的后人及卢氏火神派把这一观点进行了延伸, 认为“阳气”代表了一个人的生机, 抗病能力、康复和治愈的能力等, 阳气旺则表现为免疫力高、自愈力强、抗病能力强等方面, 而“阳虚”则表现为一派生理机能低下的状态, 即祝味菊语:“阳气者, 抗力之枢纽也”。因此二者对“阳气”“阳虚”的认识与中医学的传统观点是一致的, 重点强调了阳气的主导作用。

2 生理病理基础:从生理的“一元论”、致病的邪正论、人身立命的“水火立极”到卢氏火神派的“以火立极”

郑钦安在《医法圆通》有论:“病有万端, 发于一元。一元者, 二气浑为一气者也。一气盈缩, 病即生焉。有余即火, 不足即寒”[5], “人自乾坤立命以来, 二气合为一气, 充塞周身, 上下四旁, 毫无偏奇。火盛则水盛, 火衰则水衰。此正气自然之道, 不作病论, 亦无待于扶。所谓偏盛者何?偏于阴者宜扶阳, 是言阴邪之盛, 不是言肾中之真阴偏盛也。偏于阳者, 宜扶阴, 是言邪火之盛, 不是言肾中之真阳偏盛也。”[6], “正也者, 阴阳太和之气也。……太和之气有亏, ……, 诸疾蜂起矣。……正日衰, 则邪日盛, 欲复其正, 必治其邪”[7],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郑钦安认为人的生理基础为元阴元阳二气合一的“元气”、“正气”、“太和之气”;唐步祺在《郑钦安医书阐释》中则明确指中“先天先地二物, 浑为一气, 无多无少, 不倚不偏, 故曰中。立极在中”[8]。可见郑氏在生理病理方面, 即重阳亦重阴, 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出“阳主阴从”的观点, 他认为人体的生理基础为“火盛则水盛, 火衰则水衰”, 水、火为阴阳之征兆, 阳盛阴则盛, 阳衰阴则衰, 而不是阳盛则阴衰、阴盛则阳衰的阴阳对立关系;病理基础为阴阳偏盛, 但不是指真阴真阳的偏盛, 而是指人体内外阴邪或阳邪 (即客邪) 的偏盛, 从而损伤人体的正气, 即疾病所以发生的原因为“一气盈缩”、“阴邪”和“邪火”盛、“太和之气有亏”所致。也就是说疾病发生的原因为“正虚邪侵”, 其中正虚就包括了阴虚、阳虚, 邪气也包括了阴邪和阳邪, 因此郑钦安治病虽重视阳气, 但其生理病理观与《内经》、《伤寒论》可谓一脉相承, 也为辨证提供了依据。

《医理真传》卷三的独参汤方用药意解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夫人身所恃以立命者, 惟此水、火而已, 水、火即气、血, 即阴、阳”[9], 可以明确地看出郑氏认为人体生理基础的中心为“水火”即“阴阳”, 卷一中虽有多处论及“真阳”、“命门之火”、“阴火”, 其意也是在强调阴阳辨证。

卢崇汉在《扶阳讲记》中总结卢氏火神派的学术思想时提出了“人生立命, 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 在于以火消阴”的观点[10], 他认为:生命之源、生命之本, 是来自父母的先天真气, 即元阳、真阳, 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 贯穿生命活动、生命现象全过程。阴附于阳而存在, 因此人之生命只有一极, 即“真阳、命门之火”。这里的“真阳、命门之火”也与《医理真传》中的“真阳、命门之火”的代指不同, 一为先天, 一为虚火。这种观点强调了元阳的重要性, 并以之为中心, 认为阴是依附于阳而存在的, 把《易经》中阴阳互根、阳主阴从的关系进一步发挥, 把阳的“主导”作用转化为了“主宰”作用。与郑钦安的“太和之气”或“元气”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太和之气”或“元气”中元阴元阳地位相等, 毫无偏倚。因卢氏过分强调阳的作用, 因此病理基础也由所谓的“正虚”即阴虚、阳虚, 变成了“阳虚”, 这种对“正气”或“元气”的本质认识不同, 也导致了二者辨证论治方面的差异。

3 辨证论治:从阴阳辩证为纲, 重视扶助阳气到“以火消阴”即“病在阳者, 扶阳抑阴, 病在阴者, 用阳化阴”

郑钦安在《医理真传》自序中指出:“医学一途, 不难于用药, 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 而难于识阴阳。”本书有专篇讨论“辨认一切阳虚证法”“辨认一切阴虚证法”, 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在“阳虚症门问答”和“阴虚症门问答”中论述阳虚和阴虚的各种详细症状。总结了阳虚病、阴虚病的证候群, 提出了治疗的原则:阳虚病, 用药当扶阳抑阴;阴虚病, 用药当益阴破阳。云南名医吴佩衡把郑氏的阴阳辨诀简化为辨别寒热证的十六字要诀:寒证“身重恶寒, 目瞑嗜卧, 声低息短, 少气懒言”;热证“身轻恶热, 张目不眠, 声音洪亮, 口臭气粗。”由此可见经典火神派是以阴阳辨证为纲, 以疾病阴阳属性作为治疗的基础;在治法上也不外乎“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 或滋阴或扶阳, 从阴阳两方面的病因上打算。从经典火神派的著作及医案中, 我们可以看出, 本派大家皆善辨阴阳, 当用温热药时, 大胆心细, 绝不含糊;热证当用寒凉药时, 也不忌讳, 因此经典火神派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基于《易经》《内经》传承《伤寒》, 治疗时注重顾护阳气, 能灵活运用经方, 大胆使用姜附桂等温热药物治疗阳虚证, 并取得较好疗效的一个伤寒派别。

卢氏火神派如卢祟汉、李可等从现代人类的生活、用药及疾病的发病特点方面, 提出现代疾病阳虚者十之八九的疾病观。卢氏在《扶阳讲记》中说:“在临证上, 阴虚的本质仍然是阳的不足, 这是由于阳气化生阴精的功能受到影响, 才会出现阴阳两者的关系失调。”李可认为, 凡一切有形之邪皆为阳气不化所致, 凡一切阴血之亏皆可以阳化阴。阳虚可助阳, 阴虚也可以助阳, 阳气可以助人身之一切气化, 助阳可以治人身一切病证。从前面我们分析的卢氏火神派的生理病理上的“以火立极”亦可推断出其辨证论治方面, 也当只从阳入手, 卢氏认为疾病产生的原因也有两个方面, 一为阳虚, 一为阳郁, 其治法总则为“病在阴者, 用阳化阴;病在阳者, 用阳抑阴”, 此处病在阴者的“阴”指的是三阴 (少阴、太阴、厥阴) 证, 而不是阴虚, 病在阳者的“阳”指的是三阳 (太阳、阳明、少阳) 证, 而不是阳虚, 三阴证的病机主要为阳虚, 三阳证的病机, 卢氏认为主要为阳郁, 针对此病机, 卢氏提出“阳气宜通”的治则, 总的来讲就是病为三阴证者用四逆法温扶其阳, 病为三阳证者用桂枝法宣通其阳。虽是两种治法, 但其用药的性质全都是以温热药为主, 卢氏在《扶阳论坛》中也提到其三代医案中不用附子的极少, 只是个案, 可见其辨证用药的鲜明特色。

4 方药:从阳虚扶阳、阴虚滋阴, 到阳虚扶阳, 阴虚通阳

经典火神派在遣方用药方面大致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1) 郑氏在《医理真传》中说:“以四逆汤、白通汤、理中、建中诸方, 治一切阳虚症候, 绝不有差;以黄连鸡子阿胶、导赤散、补血、独参诸方, 治一切阴虚症候, 定不能有误。”[11]《医法圆通》中记载的药味齐全的方子有162个, 其中含附子的仅有19方, 占11.7%。《吴佩衡医案》中的附子方, 也仅占25%左右。由此可见, 经典火神派善用姜附, 但并不专用姜附, 其它药当用者则用, 并不偏颇, 其用药的基础是辨证的阴虚和阳虚。 (2) 经典火神派善用经方, 方小而精, 药味多在三五味、七八味之间, 如《吴佩衡医案》中药味基本不超过八味。 (3) 在药物配伍上也有其独特之处, 扶阳时不用滋补, 如《医法圆通》中对八味丸与六味丸的辨解;顾树华总结吴佩衡的用药特点时说“他用温阳之剂治疗阳虚阴证, 绝不夹用滋补药品。……回阳饮乃是四逆汤加肉桂, 摒弃人参不用”[12], 基本不用白术, 确实需要时一般以苍术代替。 (4) 用姜附得心应手, 对药物的临床反应心中有数, 对附子的用法有独到的心得, 如吴生元的“附子的药理及临床应用问题”就是其临床的经验总结。

卢氏火神派的用药特点: (1) 治病有两大法, 即四逆法和桂枝法, 大大拓展了二方的应用范围, 桂枝法用以调和阴阳, 条达上下内外, 《伤寒论》中桂枝汤针对的是太阳经, 目的是外邪, 而卢氏把桂枝法扩展到了三阳证, 针对三阳证的阳郁之病机;四逆法用以迎阳归舍、育阴收功, 《伤寒论》中四逆汤针对的是少阴经, 目的是火虚, 而卢氏将这一方法扩展到了三阴证, 针对三阴证的阳虚之病机。 (2) 方中大量使用姜附桂等温热药。如卢崇汉《扶阳讲记》中说, 他统计了1992年全年处方20076张, 其中用姜占99.7%, 用桂占98.8%, 用附占96.8%[13]。《卢氏临证实验录》中794个药方, 其中姜的使用率为100%, 附的使用率为81%, 桂的使用率为66%[14]。两厢对照就一目了然了。

不论是经典火神派还是卢氏火神派, 在安全大量应用附子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总的原则就是用药物的极偏性质来纠正疾病的极偏性质, 如吴佩衡、卢崇汉用炮附子先煎1.5~3小时, 以不麻口为依据, 李可危重病用开水武火急煎, 随煎随服等, 对于药后的反应了然于心, 如症状加重、呕吐、泄泻等, 这些都代表了两个学派熟知温热药物药性、疾病转归规律的大师风范。

5 温热药应用的思考

温热药因为起效快, 作用立竿见影, 因此引起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关注, 不管是经典火神派还是卢氏火神派使用姜桂附等的最主要目的, 都是为了快速鼓舞人体阳气, 奋起抵御外邪或消除阴寒之气, 然二者有些微不同, 经典火神派主要是对伤寒三阴证中病势沉疴之急危重症, 用大量姜附桂回阳, 阳复后再调阴津, 当认为是急救之法, 目的还是救阳;卢氏火神派则认为四逆法和桂枝法普遍适用于一切阴虚和阳虚, 目的为回阳以生津, 为收功之法, 是终级治法。然阴阳辨证终究为中医辨证之根本, 阳虚者扶阳, 阴虚者滋阴本无可争议, 且不可因个别人的观点而偏离辨证之本, 尤其是附子确实有毒, 不能因其对一些病证起效快而忽失其不良反应和毒副作用, 更不能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为自己的治疗方法摇旗呐喊。因此中医从业者应该理智地看待经典火神派和卢氏火神派的观点, 千万不能以偏概全, 把附子神话, 把四逆辈作为克服疑难杂症的不二法门。希望中医学工作者在近年来温热药治疗疑难杂症热闹现象的背后多加思考, 锐意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