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医之“和”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理想状态

　　《国语》言：“声音相保曰和”，可见其本义是“声音相应”，如“唱和”“曲高和寡”等（读hè）。之后，其义被逐步深化并提升成为事物之本和天地法则，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也常引申为人际关系之和、国家政事之和，如和谐、和顺、温和、平和、和解、和畅（读hé）。《说文解字》曰：“和，相应也，从口、禾声”，说明和是一个形声字。

　　在古代哲学中，“和”常以合和或中和的形式出现。合和所表达的含义即整体协调，意在阐发自然及社会万事万物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和谐相处、相辅相成的关系，此即《周易》所言之“太和”的境界。中和即儒家确立“用中致和”的宇宙万物的行为规范。中，即不偏不倚，无太过、无不及的平衡状态，如《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道家也视“和”为宇宙万物化生的基本规律，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积阴不生，积阳不化；阴阳交接，乃能成和”（《文子》）。其他如“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淮南子》），“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等，都把“和”作为自然界应遵循的最高法则。

　　由此可知，“和”是先哲的自然观，是万物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尽管其认知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条件的限制，但从整体、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在“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的自然观无疑蕴含着一种大智慧。

　　和是中医学的基本思维方式

　　与“和”相关的思想与理念，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甚至被作为一种标准或目标。《黄帝内经》即把“和”视为生命活动的最佳状态，如把身体健康的人称为“阴阳和平之人”（《灵枢·通天》）或“平人”（《素问·调经论》）；提出养生的重要法则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素问·上古天真论》）；认为健康的前提是“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素问·调经论》），只有顺应自然，才能“内外调和，邪不能害”（《素问·生气通天论》），因为“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素问·五运行大论》）。至于调治，应“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素问·至真要大论》），“阴盛而阳虚，先解其阳，后泻其阴而和之”（《灵枢·终始》）。

　　张仲景进一步发展和充实了《内经》“和”的思想，在《伤寒论》中明确提出“凡病……阴阳自和者，必自愈”。

　　和是中医学的基本治疗原则和具体治疗方法

　　基于《内经》和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后世中医学家逐渐完善了关于“和”的应用体系。金代成无己根据张仲景用小柴胡汤治疗少阳证的机理，首度提出了和解少阳法。他在《伤寒明理论》中言：“伤寒邪气在表者，必渍形以为汗；邪气在里者，必荡涤以为利；其于不外不内、半表半里，既非发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则可矣。小柴胡为和解表里之剂也。”明代张景岳则对“和”的思想和方法有着独到而精确的认识，认为：“气之在人，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类经》），提出“凡气有不正者，皆赖调和”（《景岳全书》），并进一步拓宽了和法灵活应用的视野与范围，指出：“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者，凉而和之。和之义广矣，亦犹土兼四气，其于补泻温凉之无所不及，务在调平元气，不失中和之为贵也。”清代戴北山提出了在温疫治疗中用和法的观点，谓“寒热并用谓之和，补泻合剂谓之和，表里双解谓之和，平其亢厉谓之和。所谓寒热并用者，因时疫之热有它邪之寒，故用此法以和之也……所谓补泻合用者，因时邪之邪气实，人之正气虚，故用此法以和之。”程钟龄把“和法”作为“八法”之一，在《医学心悟》中分析道：“伤寒在表者，可汗；在里者，可下；其在半表半里者，惟有和之一法焉。仲景用小柴胡汤加减是已。然有当和不和误人者，有不当和而和以误人者。有当和而和，而不知寒热之多寡，禀质之虚实，脏腑之燥湿，邪气之兼并以误人者，是不可不辨也”。他还强调和法的灵活运用，即“由是推之，有清而和者，有温而和者，有消而和者，有补而和者，有燥而和者，有润而和者，有兼表而和者，有兼攻而和者。和之义则一，而和之法变化无穷焉。知斯意者, 则温热之治，瘟疫之方，时行痃疟, 皆从此推展之，不难应手而愈矣。世人漫曰和解，而不能尽其和之法，将有增气助邪，而益其争，坚其病者，和云乎哉！”

　　和法的分类

　　根据历代医家运用“和”的思想指导不同的临床实践可以将和法分为三类：①狭义者单指和解少阳，如成无己之见；②广义者一般包括两个含义，即和解与调和，和解者针对邪在少阳的半表半里证，调和者针对脏腑、阴阳、气血、营卫、寒热、升降等相互间关系的各种紊乱，如肝脾失调、肝胃不和、心肾不交、营卫不和、气血逆乱、寒热错杂、虚实夹杂等，如戴北山之论；③泛义者则指“和其不和者”，不和包括病变中的各种失和、失调、失衡状态，通过治疗以达复归平和的目的，如张景岳、程钟龄均持此观点。

　　和法的应用

　　在《伤寒论》中除了用小柴胡汤和解少阳之外，还有另外所指：①祛邪的力度，即与峻猛相对而言的和缓，如《伤寒论》387条：“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252条：“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后，微烦，小便数，大便硬者，与小承气汤和之则愈”；213 条：“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至大泄下”等。其中，桂枝汤与小承气汤较之麻黄汤、大承气汤，作用明显相对和缓。此如清代周学海所言：“和解者，合汗下之法而缓用也。”②用药的力度，即不可太过，以和为度，如“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金匮要略》），即言用温药助阳化饮，而不能专事燥烈温补，法度宜“和之”。此如《金匮要略方论本义》所论：“言和之则不专事温补，即有行消之品，亦概其例义于温补之中，方谓之和之，而不可谓之补之益之也。盖痰饮之邪，因虚而成，而痰亦实物，必可有开导。总不出温药和之四字，其法尽矣。”

　　综上所述，“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理念，反映了先贤对待世界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和奉行的基本态度。在中医学中，“和”被作为一种健康状态、临证追求的目标与治疗法度，并引申成为一个治疗原则——和法及一个具体的治疗方法——和解（少阳）法。

　　根据正邪发病说，中医学的治法总体无非祛邪与扶正两类。笔者认为，“乱者宜和”，正邪相争所致的各种紊乱均宜通过补泻法而“和”之，即处理好紊乱双方的关系，把握好斗争与妥协的法度。在多数情况下，“和”主要用来表述治疗的目的或用药的力度。对小柴胡汤和解少阳的观点虽有争议，但考虑到历史的因素与固化的认识，“和解少阳”的提法或可沿用，而泛化了的“和”法则无多少实际意义。（朱光 河南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