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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规培生难以承受之痛 | 深度报道

  • 文章导读:从医院“退培”之后,25岁的叶琳选择去咖啡馆打工。每天,她上午9点到,泡上一杯茶,切好今天要用的水果,再在每个餐桌上放上烟灰缸,接着只需静候客人光临。闲来她用洗洁精练习打奶泡和拉花,“我一个月拉出的花就比较稳定了,同事们都说,当过医生手很稳嘛。

    魔鬼训练

    “我们学了一个皮毛把它(规培制度)引进来,但没有很好地研究与之相配套的待遇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曾任瑞金医院麻醉科主任的于布为直言。听闻接连三名规培生自杀,于布为感到心痛。

    他告诉深一度,八九年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在全国全面启动后不久,规培生中就曾出现过一个自杀高峰。他推测过劳是影响这些年轻人的主要原因。

    在南昌一所三甲医院,两年前完成规培成为正式医生的曾媛媛发现,现在医院里规培生的人数比当年她规培时要多得多,却比她那会儿还要辛苦,“他们自己还会内卷,甚至抢活儿干。”

    本院工作人员不足,是规培生超负荷工作的重要原因。于布为告诉记者,麻醉科是重灾区。在他所在的医院,外科手术科室的手术数量在过去十多年间扩张了两倍(包括无痛人流、无痛生产、无痛胃镜等新型麻醉手术),但麻醉师的人数只增长了一倍,业务增加、人员比例失衡之下,额外的工作量由谁承担?规培生首当其冲。

    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规培了三年的胡兵正面临这样的情况。“在我院麻醉科,一个上级麻醉医师管2-3个手术间,每个手术间又有1-2名实习生/进修生/规陪生,上级老师做麻醉基本上都是诱导完插完管就走。”而剩下的规培生等非正式麻醉师留下来,做拉钩缝线等“体力活”。

    工作时间长,没有时间总结思考提升,为干活而干活,回家倒头就睡,个人生活完全没有——胡兵这样总结自己的生活。

    1994年,华西医院的麻醉中心主任刘进推动建立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每周四早上7:15就开始病案讨论,这项制度一直坚持到了现在。“魔鬼训练营”是不少人对华西麻醉规培的称呼。但或许正是这样科学、成体系、高强度、负责任的规培制度,才培养出了众多高水平的麻醉医师——华西医院麻醉学科是世界最大的麻醉学科之一,在复旦大学中国最佳专科声誉排行中,连续11年名列全国麻醉学科第一。

    武汉一所三甲医院主任医师郑南认为,这样的工作节奏和强度,对于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来说是必需的,“全世界都一样。”郑南说,他曾于上世纪90年代末赴美学习,美国的医院,住院医师早上六七点就要起床,工作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是常态,“从劳动强度上来说,中国规培医生可能只是国外的一半。美国住院医的考试频率和强度也比中国规培医生要高,每年、每个季度都要考。”

    在他看来,医生本来就是“魔鬼训练”出来的,无法通过磨练就当不了医生,“将来还要强化训练。”

    郑南所说的“强化训练”即“5+3+X”体系,其中的“X”指的是医学生完成规培后,再根据不同的专科标准,进行2到4年的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专培”)。目前,专培处于试点阶段。据《中国卫生》杂志披露,截至2022年底,全国已招收与培养了近110万经过“5+3+X”培训的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其中全科与儿科等紧缺专业招收近20万人。

    科室的规培生有时也会向他抱怨杂事多。“看怎么理解。”郑南向深一度表示,“按照我的理解,实际上没有杂事,都是培养,都是学习,都是锻炼。”面对规培生对于工作强度的抱怨,郑南称“有时间就跟他们解释,没时间就不解释,哪有时间跟他解释那么多?”他强调,要自己想,自己克服,自己去经历。

    规培生要完成大量文书工作

    人性化

    郑南相信,规培制度是正确的道路,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小插曲”。

    我国住院医师培训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国家卫生计生委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省级及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住院医师培训基地进行认证。原则上培训基地设在三级甲等医院或以符合条件的三级医院和二级甲等医院作为补充。郑南所在科室每年招收30多名规培生,因而同一时期会有三届近100名规培生在科内轮转。据他观察,这一代年轻人对于压力的承受力普遍不强,不过他不认为这是学生本身的问题,而是教育体系的问题。

    他指出,在整体正确的规培制度之下,中国开创的临床专硕规培并轨模式有明显的矛盾和缺陷,专硕规培生集两重身份于一身,他们既要在医院里操着住院医师的心,又要兼顾科研和课业,保证自己顺利毕业。

    郑南向深一度解释,矛盾的根源在于规培生和硕士研究生这两重身份的主管单位不同。前者由卫健委和中国医师协会管理,后者则是教育部负责。这也直接导致其收入来源的模糊。专硕规培生无法享受前文所述的国家对规培生的补贴,只能领到研究生补助。

    上海是全国最早强制性推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省级区域,作为科室主任的于布为带过许多批规培生。他承认,很多医院和科室都存在把规培生当作“廉价劳动力”的惯性,但在他看来,“人家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当牛做马的,我也不能说我们都好,但是我们有一定的人性化措施。”

    备受规培生群体诟病的收入问题,难点在于如何平衡规培生和科内正式医生的利益,“医院给科室一个总额,你给规培生的多,本院工作人员拿得就少,科室就会不稳定。”于布为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尽可能利用明确的制度来保障规培生的基本收入,他们科室的经济管理小组综合各岗位人员的意见,设计了一套薪酬标准,以值班费为例,于布为科室会将总值班费的20%-30%分给规培生,“人家也做了同样的工作,你干嘛不给人家?”

    同为科室主任的申宇也很能理解规培医生在经济上的压力,“现在学医确实挺难的,不到30岁毕不了业,好不容易毕业了,马上面临着买房、养家的压力,却可能到30岁还得啃老。”体谅这些年轻人的难处,申宇每个月会从本科室的奖金中拿出2000元,补贴给单位委派在外的本科室规培生,尽管只是“杯水车薪”。

    于布为科室的“人性化”还体现在对规培生请假的处理方式上。他的原则是,“有正当理由的,该批就批”。当规培生提出身体不舒服、希望休息时,他会尽量安排,如果工作确实忙不过来,“会跟他们好好讲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班上完再休息。”

    于布为希望在科室内部建立一种传统——不把规培生们当成单纯的劳动力,而是把他们看作一起工作的同事战友。“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当主任就得干这个事儿。”他强调。

    在他看来,理想的解决方法是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即专硕规培生的用人单位、培养单位和设计专硕规培并轨制度的单位尽快召开联席会,统一梳理存在的问题,毕竟“越拖越难”。

    行业内不乏想要为规培生发声的人。十年前,刘洋曾联合中国医师协会向当时的国家卫计委(现“国家卫健委”)撰写建议稿。针对规培生的收入和培养模式,他认为应当为规培生每人每月提供约1万元的补贴,其中6000-7000元作为规培工资,4000元用于补贴和激励规培医院和带教老师。资金来源上,国家支付一半,地方补贴30%,剩下的20%由规培医院承担。

    叶琳的家人不理解她退培的做法,但她说,自己不后悔当时退培的决定,最近的生活很符合她的心意,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动态:“坐着外摆,被阳光晒透,我只想珍惜24岁的、此刻的阳光。和同事一起吃早餐玩游戏听歌,大家心情都特别特别好,爱死这种松弛感了,最近办退学烦心事特别多,但被阳光晒过之后,感觉一切又不重要了。”

    最近,叶琳也看到了一系列的规培生自杀的新闻,她觉得很可惜,“其实可以转行,但可能当下他们的心境比较绝望。他们不该因为医院就放弃自己的人生,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出来尝试一下,其实还有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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