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甲医院的新战场！已有医院一年多挣几个亿

中国何时能有研究型医院？

临床研究是优秀科创项目的源头，在高质量发展的纲领下，研究型医院、研究型病房建设也成为各省份的竞争领域。

前不久，在2020年第一批研究型病房升级改造的基础上，北京市启动第二批5到10个研究型病房的遴选和示范建设。按照要求，三级公立医院将强化研究创新功能，2所医院将开展创新型研究型医院试点建设。

政策还支持首都医科大学、“三城一区”建设研究型医院，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其中。高博医疗集团的研究型医院已经在北京开工，旁边就是昌平生命科学园，有众多创新药企入驻其中。

在提高公立医院科研水平和临床转化能力这条赛道上，发达省市早已暗潮涌动。

相比北京，上海行动更早，野心也更大。根据上海卫健委2019年的一份文件，到2020年底，上海市会重点建设5家研究型医院；到2030年，还要涌现出一批世界级研究型医院，产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上海九院、十院等多家医院都有所行动。

同年，广东也推出了“高水平医院建设”的“登峰计划”。而所谓“高水平医院”中，医学科技创新及转化平台建设也是重要内容。广东还给出了真金白银的鼓励，政策推行的3年中，计划推出的22家医院，每家都可以获得3亿元的资金支持。资金直接由省财政拨给项目医院。还特别强调，原则上不得用于基建。

最新的省十四五卫生健康科教工作思路中，广东也重点提到了鼓励高水平医院创建研究型医院，设立临床研究院区或病房；加强成果转化，打通知识产权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各环节等内容。

这也意味着，中国公立医院的全面升级。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在国办政策吹风会上所说，就是发展方式从规模发展，向提质增效转型；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向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转变。

研究型医院并不是新鲜事物。

中国最早提出研究型医院，是在2003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科教处的姜昌斌等人在撰写的《科教兴院创办研究型医院》一文中，提到瑞金医院作为综合性教学医院，一直把上海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目标——建立亚洲一流的医疗中心，并参与国际竞争，当作自身发展目标，因此，始终把医教研有机结合，并确定了创办研究型医院等目标。

什么是研究型医院？姜昌斌等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上海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康琦告诉八点健闻，与其纠结制定研究型医院统一的定义或标准，更应对其内涵或结果产出形成共识，即瞄准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通过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转化产出创新的、更有价值的产品或技术或方案，并能进一步推动行业进步或产业发展。研究型医院是解决其他医院不能解决的问题，是解决目前行业内尚不能解决的问题。至于医院怎么实现以上目标，应允许有不同的模式探索。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院管理研究室主任黄二丹则倾向于以收入来区分。他告诉八点健闻，研究型医院至少要有20%的收入来自于科研项目或者是科研成果转化收入。“大家都觉得这个词体现了医院的实力，但如果财务收支上没有差别，就没有体现研究型医院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我国大医院还是以看病为主，距研究型医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据黄二丹介绍，全国研究项目及其成果转化收入较为突出的是华西医院，研究收入可能接近三四亿元，但相比其业务收入，占比仍然很小，与国际一流医院存在较大差距。要缩小这个差距，既需要大医院聚焦功能定位，也需要政府完善运行机制，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南京应诺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郑维义告诉八点健闻，虽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医院，全国只要有5个，中国“全球新”药物研发的局面就会有很大的改观。

还有多道枷锁有待冲破

医院的临床研究与转化前途光明，过程却免不了坎坷。

时代天使上市，引爆港股的那一天，华山医院北院急重症医学科科副主任马可，正在为自己的专利该如何转化而发愁。

2011年，马可在急诊和ICU工作，见过很多肢体出血、断肢、大出血的情况，他认为现有止血带的不足，以及错误使用止血带带来伤害的问题亟待改进。经过近10年的积累总结，自动充气止血带的思路逐渐成型。

2020，为抗击新冠疫情，马可长时间吃住在医院，抗疫的同时，他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经验，一口气申请了三四个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还联合专家写了止血带的专家共识。

对自己的研发工作，马可信心满满，他甚至想好了止血带等已有专利的后续改进思路，以及更多的新的研究方向。可是转化却是他的陌生领域，这让他很是犯难。

临床科研成果转化难，马可并非个案。

瑞金医院的陈玮、蒋薇薇等人，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受访对象为2017年至2019年，上海公立医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的500多位负责人。

结果发现：研究成果不少，但是转化数量较少的现象在公立医院、科研院校仍然存在。

调查中，研究者发现，医院的科研成果仍以论文为主，占比超过了60%，发明专利占比不到10%，只有8.94%。

即便是转化的成果也有很多停留在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表层，深层次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仍较少；此外，还有转化慢、资金利用率低等问题。

认知层面上，虽然政策层面有很多鼓励措施，医院也有一定积极性，却只有约10%的受访者，非常了解公立医院及科研机构成果转化政策及其配套措施。

据谢嘉生介绍，从市场层面看，临床医生的科研成果也很受欢迎，特别是一些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微创新”，以及基因编辑、免疫治疗等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研究项目。但是现实是，医生做成果转化成功率不高，这同样是行业共识。

究其原因，八点健闻总结各方观点发现，有几个关键关卡需要突破。

临床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面临很多风险。首要的风险就是法律风险。

马可不止一次提到专利很多时候就是一张“窗户纸”，不知道合作方会不会拿了自己的想法直接生产。有专家也表示，类似的纠纷案件很多。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发布的2019年十大经典案例中，就有广东省人民医院起诉企业未如约支付转让款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原定400万元的专利转让款，公司只给了80万元。

中国康复技术转化与发展促进会负责人认为，相比医院行为，医生个人与企业签约更加处于劣势。“这里面的违法的成本是不同”。近年来，该协会就凭借做好协调和组织工作的核心技术，作为官方机构，在转化和协调各方关系方面，为很多医生提供了帮助。“我们在绍兴有一套机制在做这件事。”

医生与企业合作开发产品也存在合法性焦虑。采访中，有临床医生告诉八点健闻，行业里有“8分钱，搞得你难受半年”的说法，意思是投诉举报者花8分钱买一张邮票，发一封举报信，无论是否真的查实，被举报者都要面临接受调查、写检查等一系列程序。

团队管理、市场分析、如何与投资人打交道等，也都是医生面临的问题。

陶勇也向八点健闻感慨，临床转化对医生综合能力的挑战太大，包括多线程运作的能力、与投资人沟通的能力、与医院领导沟通的能力，而且还需要医生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他认为，国内还需要更加成熟的服务平台，来帮助医生做转化。

此外，作为体制内的医生，临床医生对医学转化的决心，也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影响最终的成败。谢嘉生曾向八点健闻介绍，有一个美籍华人带回了非常被看好的三类医疗器械，但是就是因为创始人不够坚决，最后融资遇到瓶颈，项目失败。

从根本上讲，长期专注给公立医院排名的艾力彼创始人庄一强认为，临床转化是不可能靠医生自己完成的，“肯定是要医院来推动。”他告诉八点健闻，医院如果有转化中心，属于达成结构指标。而这个转化平台需要有专职人员运作，需要有应用型的实验室供医生使用。

而要实现这一点，机制上还需要更多的突破。

有行业人士告诉八点健闻，中国的公立医院在财务上是“收支两条线”。除了少部分医院，如华西医院，通过建立公司的形式，破解这一难题，大多数医院仍然受制于此，没法直接拿钱出来用于转化。

而医院资金的介入也会使专利权变得难以界定。

正如上海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康琦所说，研究型医院、临床成果转化牵涉面甚广。从医药创新领先的国家来看，需要科技创新战略、医疗服务制度、医疗机构性质、研究人员定位发展、医企合作、药械审评审批、筹资支付等诸多支撑，可以说比传统的医疗改革牵涉面还要广。

在此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对研究型医院、临床成果转化都可能是致命的打击。

新医改启动12年以来，中国医疗市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着逐渐触及公立医院这一核心，医改也到了关键时期。公立医院这个“巨无霸”接下来的变身之旅，也将持续牵动所有人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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