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甲医院的新战场！已有医院一年多挣几个亿

这家公司主营的隐形正畸产品，不仅是本土企业挑战海外“霸主”的胜利，作为口腔科临床成果转化的典型案例，它也像信使，给很多医生、科学家们送来了希望：

时代天使的核心产品“隐形牙套”的技术是源自时任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学院院长的王邦康当时正在研发的无托槽隐形正畸技术，那是在2003年。

中国康复技术转化与发展促进会负责人告诉八点健闻，最近两年，因为科创板等制度的出现，创新项目上市的情况越来越多。他认为，中国临床科研成果转化已经进入了小的爆发期，至少也是爆发前夜。

在医药、医疗领域，从来不缺财富神话。行业预计，到2030年，中国仅创新药市场的年销售额就有2万亿元的增长空间。

然而，作为这一产业链的关键一环，临床研究却一直非常薄弱，特别是来自医院的科研成果转化，大多无缘在这项产业中分一杯羹。

大批来自医院的科研成果像一座座沉睡的火山，沉默却蕴含巨大能量。激活这些火山，让那些优质项目得以更好地服务社会，这便是政策层面希望实现的目标。

今年6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提出高水平医院的概念。

这份未来公立医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要求打造国家级和省级高水平医院，其中“开展前沿医学科技创新研究和成果转化”是重要内容，目的是要带动全国医疗水平“迈上新的大台阶”。

对大三甲医院而言，传统的“规模即正义”的发展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公立医院的发展，必须走出靠扩规模，建巨无霸的老路，驶入依靠科研产出、成果转化的高质量发展轨道。

除此外，近年来取消药品加成、带量采购降价等政策，已经打破了公立医院的收入模式，在政府补偿、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迟迟不到位的情况下，公立医院也亟待一种新发展模式的出现。

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水平、医疗水平较发达的地方，早已在争相推进研究型医院、病房建设，如今更是将其列入今年的卫生工作重点。

科研和转化俨然已成为了公立医院的新战场。

“活火山”集中爆发年

一根极细的针，刺破眼球，抽出0.1ml的眼内液（房水）——这个量也就是一滴水那么多，却可以同时检测21种常见的病原微生物。相比传统检测方法，这项眼内液检测技术不仅更加灵敏，耗时也大幅缩短了80%左右，至16个小时。

这是北京朝阳医院陶勇首创的眼内液检测方法。作为发明者，他已握有至少10项专利，其中有两项已实现转化。

很多人知道陶勇是因为2020年初的那起恶性伤医事件。实际上，除了是恶性事件的受害者，医术精湛的眼科手术医生，陶勇也是临床科研以及成果转化的拓荒者。

早在2015年，陶勇就曾与两个朋友注册了科技信息公司，目的是帮助年轻医生、科学家做临床科研成果转化，提供融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园谈判等服务。后来因为工作太忙，转化公司无疾而终。

这次，在医院科创中心的帮助下，陶勇以入股的形式创办的第三方检验公司得以名正言顺，没有了后顾之忧。新的创新土壤中，成果转化顺利完成。

2019年11月，北京市通过了《北京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几乎同一时期，上海的“科改25条”、《广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浙江卫健委《加快卫生健康科技创新推动成果转化平台国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等也相继发布。

北京朝阳医院的科创中心是2019年12月27日宣布成立的，成立的初衷，就是要让医生、科学家、企业研发团队可以零距离交流，既促进临床研发成果转化，又能促进创新成果加速用于临床。

中心成立大会上，时任北京市卫健委主任的雷海潮曾发表讲话，并透露，北京市的卫健委、医管中心，都成立了领导小组，按照要求，各市属医院的党政主要负责人也要直接分管科技创新工作，搭建与企业合作交流的平台。

各种政策的鼓励下，2019年后，公立医院研究成果转化几乎进入了快车道，一批“活火山”获得了喷发的机会。

2020年6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企业签署专利许可及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涉及两项专利，总金额2.5亿元。

同年9月的一场签约仪式上，北医三院就有10项科技成果转让签约，总金额超过4300万元。覆盖了运动医学、生殖医学、消化等8个科室。

也是同年，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转化了26项专利技术。2021年5月，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的葛均波院士、心内科主任钱菊英发明的“一种大小可调节的血管内抓捕器及其调节方法”的专利使用权签约转化。

北京、上海等城市，都将科研和成果转化列入了长期发展规划。前述中国康复技术转化与发展促进会负责人认为，市场上不缺资金，只要是好的项目都有机会得到支持。

医改的一步大棋

陶勇那项专利技术的第一次应用，是在10年前，当时他31岁，刚评上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出专家门诊的时候，遇到了一个29岁的东北小伙儿。

小伙子刚完成骨髓移植术，骨瘦如柴、眼睛化脓。眼科的常规检查显示，他的视力并不算很差，只是黄斑区有一个很小的病灶。

黄斑区是视力管理中心，不能盲目用药，然而，传统手段很难确认病因，继续观察的话，病灶随时可能扩大，破坏黄斑区，造成失明。

陶勇最终决定将实验室的方法用到了这位患者身上，通过一根细针，第一时间就确定了病因，病变也很快消退了。

10年后，陶勇不幸在恶性伤医事件中受重伤入院。在人生至暗时刻，这位患者发信息鼓励他，还发来了自己在水面上蹦极的视频。他告诉陶勇，因为怕失明后成为家人的负担，当时的他几乎已做好了跳楼的准备。

一项发明把跳楼的人变成了跳水的人。陶勇感到了临床成果转化的力量，也更加坚定了把研究成果转化的工作坚持做下去的决心。

实际上，临床成果转化的意义远不止产品上市，创造所谓的商业神话，更重要的是，让患者、消费者享受到更加稳定、可复制、高质量的服务。

据广东医谷执行总裁谢嘉生介绍，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基于医生临床实践所做的“微创新”，更能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护士长针对化疗患者口腔溃疡问题发明的清洗工具；医美医生改造现有仪器，使其功率可调，使其服务更加标准化、均一化。

卫生主管部门、公立医疗机构对科研和成果转化，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爱。

长期以来，公立医院实际上在功能定位上与基层医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以提供诊疗服务为主。这使得越来越多患者涌向大医院，医疗体系中两极分化持续加重。

公立大医院将一部分精力转向科研和转化，既有利于除此积弊，转化后批量复制的成果，也将大幅提高基层服务能力。由此可见，发展科研和成果转化，也是医改促进分级诊疗等政策落地的一步大棋。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长期“重临床、轻科研”“重论文、轻应用”，中国在药械创新等领域远远落后于人，在很多领域受到欧美国家的卡制。业界认为，这也是国家大力发展科研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9年，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出炉，其中的“学科建设”方面，就有对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项目经费、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成果转化金额的考核内容。北京市卫健委还将临床试验和成果转化作为临床科研型医务人员高级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

而对公立医院而言，除了考核需要，发展临床科研与成果转化，也是医院从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

2017年10月份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彻底取消，此后高值耗材加成取消；特别是2018年底以来国家组织带量采购，对药品进行“灵魂砍价”……这些改革措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以药养医”“以械养医”的模式。而政府给出的补贴，医疗服务价格的提高又迟迟不能到位。

这些都迫使公立医院去寻找新的增长路径，临床转化的收益便是路径之一。

在北京天坛医院的研究型病房启动之初，其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王拥军接受媒体采访就曾表示，医院的转变，第一是思想的转变。国际上很多大型医院，研究是一块巨大的收入，有的医院甚至远远超过医疗收入。天坛医院面临这个转折点，就是要把研究投入变成研究产出。

未来，更多的公立医院将面临同样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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