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时期京剧的境遇谈近代名人对中医的态度

　  今天，不少人以陈独秀、鲁迅、胡适、汪精卫、丁文江、傅斯年等近代名人对中医的批判作为中医不科学的另一证据，并摘取这些名人批评中医的片言只语来壮大自己抨击中医的声势，虽言语确凿，但脱离具体时代背景及名人个体情况，往往难免窥豹一斑、摸象一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众所周知，京剧与中医一样，同属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二者在近代亦有着近乎相同的命运。这里，笔者不揣愚陋，从民国时期京剧的境遇谈起，物类相从，结合具体事例，来探寻近代名人对中医的实际态度及有关情况，以期对我们今天能够正确评判中医有所借鉴。

　　一、名人对京剧态度的两面性
 
　　在民国时期，京剧亦遭受与中医同样的境遇。

　　二十世纪初那场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对京剧也形成了围剿之势。1918年，《新青年》刊载了戏剧专号，将京剧称为“旧剧”，在几乎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胡适、鲁迅、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等人纷纷撰文对京剧口诛笔伐。

　　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这篇文章中将京剧之类的东西比作“遗形物”，胡适解释说，“如男子的乳房，形式虽存，作用已失；本可废去，总没废去；故叫做‘遗形物’。……所以中国戏剧进化史上，乐曲一部分本可以渐渐废去，但也依旧存留，遂成一种‘遗形物’。此外如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等等，都是这一类的‘遗形物’，早就可以不用了，但相沿下来至今不改。”
 
　　后来的历史学家而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的傅斯年是新文化运动的闯将，批判京剧也走在了前头。他在《新青年》中发文《予之戏剧改良观》中称，中国戏曲是“各种把戏的集合品”，“就技术而论，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之价值”。但是由于他对京剧基本不懂，批判京剧主要是用西方现实主义来硬套京剧。

　　其实，在这些批判京剧的人中，有好多人是喜欢看京剧的，胡适就是其中一例。《胡适日记》中有大量他在少时看京戏的记载，如已酋（一九零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桂梁、剑龙偕陈祥云来。陈祥云者，上海名伶小喜禄也。桂梁、剑龙近方从之学歌，其人温文敦厚，无丝毫优伶习气，亦不易觏……酒阑人散，余与仲实以与剑龙有宿约，遂至春贵部。是夜，有贵俊卿、小喜禄《汾河湾》，神情绝佳。”

　　一边又喜看京剧，一边骂京剧、批判京剧为“旧戏”，这难道不矛盾吗？其实并不矛盾，我们知道名人也是人，也有凡人喜怒哀乐的一面，也有不为人所知甚至是表里不一的一面。当时，无论政治家、思想家也好，一般都有人格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对传统有很深的感情，另一方面又要反传统，常常暴露出一种双重的性格，个人爱好与政治表态往往是两张皮。如历史学家顾颉刚也曾经对传统颇有微词，批判过传统文化，但是他亦喜欢看京剧，还特喜欢捧角；现代罗曼蒂克式的诗人徐志摩自己曾经上台票戏。但是，这些人一般不会公开说自己喜欢京剧的。那个时候，传统的东西就是落后的，西方的就是先进的。在学校里，拿个小提琴是很光彩的事情，而有把京胡是封建遗老遗少的象征。京剧的内容不外乎忠孝节义，不出传统道德的范围。五四时期，是把旧道德旧文化作为封建糟粕的，其余波一直影响后来。

　　二、对近代名人中医态度的分析

　　同样，近代名人对待中医的态度，我们也要认真分析，不能只简单看他的言辞，还要了解他在实际生活中对中医的态度。这里，依然以胡适先生为例。

　　1920年11月20日，胡适因久患糖尿病肾病，协和医院判其“死刑”并谓“无法挽救，速备后事”，友人劝其转中医治疗，胡适笑答“中医之学，不根据科学上之系统研究，他们不是赛先生（科学者）”；友劝“西医已下定论，与其坐以待毙，何不试之”，后请京城名中医陆仲安治愈其病（经协和医院确认）。胡适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亲笔作跋文时写道：“陆先生用黄芪十两、党参六两（十六两制）治好我的病，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药学者渐渐了解了中国医与药的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这个病案，连一向批判中医的郭沫若也不得不予以承认，“譬如胡适之先生的糖尿病被黄芪治好了，大约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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