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述宪：关于传统动物药及其疗效问题

    人类的医药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远古年代，但在近代科学建立以前，医学长期停滞在幼稚阶段，人们只能使用天然的植物、动物和矿物为药治疗病痛，效果极其有限。20世纪开始才出现真正有效的医疗，化学药物逐渐取代了天然药物。传统医疗至今仍然使用天然药物，其中有些来源于濒危物种。当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和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使地球上的物种及其生境不断减少，国际社会正在作出各种努力以避免生物资源的枯竭，《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CITES）禁止野生濒危动物的国际贸易是一项重要措施，濒危动物入药属在禁之列，犀角、虎骨、豹骨、麝香、熊胆和象皮等被列为该公约的附录I类。我国是CITES的缔约国，并且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采取各种措施履约[1]。

    本文讨论动物入药的起源及其文化关联，并且评论动物药究竟是否存在有效的证据。

    古代人使用的动物药

    我国最早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公元二世纪前使用的天然药物，其中动物药67种。在唐代，“整个植物界、动物界以及矿物界的资源，都是药剂师利用的对象。几乎没有一样东西对治疗疾病是无用的，那怕是非活性的、有毒的，或者那些只能令人作呕的东西也对治疗疾病有用[2]。”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录动物药461种，虫鱼鸟兽乃至人兽的指（趾）甲、皮毛、粪、尿，悉皆入药。“马屎曰通（白马通），牛屎曰洞，猪屎曰零，皆讳其名也 [3①]”；另些名称更为优雅，如蚕沙（蚕屎）、夜明砂（蝙蝠粪）、五灵脂（鼯鼠粪）和望月砂（兔粪）。人屎则称黄龙汤、人中黄，人尿称轮回酒、还元汤，主治大热狂走、骨蒸劳复，或止劳渴、润心肺，治癥积满腹、去咳嗽肺痿和难产胎衣不下 [3②]。

    其实，文明古国的历史上都曾使用过动物药材，动物种类因地而异。在古埃及的几种古写本莎草纸医书中，埃伯斯（Ebers）发现的公元前1550年的医书记载着大约700种药物和800种药方，其中动物药有蜂蜜、胎盘、脂肪、肉、脑、肝、肺和血液以及粪尿、乳汁和胆汁[4，5、6]。动物和人的粪便、脑浆常涂抹在体表驱魔，蜥蜴、鳄、鹈鹕和婴儿的粪便治疗眼疾，鸟粪和蝇屎也作口服。各种动物的血液都是药物，在拔除倒睫后涂上动物血预防再长。尿用来与其它药物混合灌肠或外敷，人尿可以洗眼。牛和山羊的胆汁广泛作为药用；鱼胆用于明目，猪胆则用来祛除眼睛里的邪气。未交配过的驴子的睾丸治疗眼疾。动物的脂肪用于制备油膏。治疗秃头的方子有狮子、河马、鳄、猫、蛇和野山羊的脂肪混合物，加上黑驴的睾丸泡酒，以及加入黑蜥蜴的雌驴外阴和阴茎浸液搽头[4，5]。还有用油炸老鼠外搽，防止头发变白；（注1）老鼠烧烤成灰和以乳汁治疗儿童咳嗽 [5]。动物的鲜肉用于外敷伤口，吃肉作为药膳。草纸古医书上记有食动物肝脏治疗“看不见”和失明（sharu-blindness）的病例，医学史家对后一例是否为夜盲症意见分歧[4，5]。（注2）美索不达米亚的药物与古埃及的十分相似，动物的脂肪、血液、肝脏、肉、尿粪和碾碎的骨渣，以及人的头发都是常用的药物[6]。

    印度古代吠陀医学常用的动物药材有蜂蜜、胆汁、脂肪、骨髓、血液、肉、粪尿、精液、骨和肌腱、角、蹄甲、头发和毛鬃等[6]。《医理精华》是七世纪中期吠陀医学的代表著作，其中动物药有牛、羊奶和酥油，以及各种家畜、家禽、鱼类和野生动物的肉。动物的尿用于去痰、驱风、杀虫、解毒，治疗黄疸、水肿、皮肤病、痔疮、肿胀和尿道病[7]。

    英国的《1618年伦敦药典》也包含许多动物药，如胆汁、血、爪子、鸡冠、羽毛、毛皮、毛发、汗液、唾液、蝎子、蛇皮、蛛网和地鳖[8]。欧洲人认为饮动物血可以恢复体力，19世纪末，巴黎的女士们身体不适会去屠宰场喝一杯鲜血[9]。我国不仅用兽血治病[3③]，而且“刺（人）血热饮”[3④]。20世纪中期，还出现过鲁迅小说《药》中的的情景。

    日本在6世纪传入中医，其后建立起汉方医，也称皇汉医学。明治维新首先对医疗系统进行改革，采用先进的德国医疗制度和医学教育，摈弃传统医药。虽然20世纪以来，西方医学在亚洲各国逐渐成为主流，但医疗与文化密切相连，更容易受传统文化的束缚。汉方医和韩医的医疗法则与实践和中医大致相同，但其地位和规模远不能与我国的中医相提并论。韩国人迷信狗肉“滋补壮阳”，猫肉与草药同煎不仅滋补，还可以治疗关节炎等疾病，甚至认为残酷屠宰的动物效果更好。日本民间有用熊胆“治胃病、镇痛、退热和止惊”，现在受广告的影响需求扩大，导致滥猎和大量的走私或合法熊胆进口，其中我国产品的份额不小 [10]。这些国家的医药陋习遭到国内外动物保护组织的强烈批评。

    动物入药的文化根源

    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孔德提出人类“认识演变的重大规律”，即无论是个人的或族群的各种思辨或知识门类的发展，都先后经历三个不同阶段：神学或虚构阶段、形而上学或抽象阶段和科学或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各种现象被看成一些超自然主体活动的结果，这些超自然主体的任意干涉，被用来说明宇宙间一切貌似反常的现象。其最直接、最明显的形式就是拜物教和巫术。形而上学阶段只是把神学阶段的超自然主体换成了一些抽象的力量，一些人格化的抽象物。神学精神明显地代表想象力的自由空灵的思辨，神秘地将生命转移至通常肉眼见不到的各种虚构的存在物上[11，12]。实验科学的兴起打破了思辨哲学的统治，医学逐渐发展成为科学。然而，传统医学始终停滞在超自然和玄想思辨阶段，所以，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差异实质上是古今医学的区别。

    原始人的原逻辑思维专注神秘的因素，感到处处有神秘原因在起作用，而且无视经验事实，也不关心表象的关联是否存在矛盾 [13①]。早期医学起源于巫术，动物入药则源于对动物的崇拜。用动物的名字或形状作为图腾，象征人与动物同源，吞食或涂抹动物或敌人的脏器或其象征物用来替代有病的脏器或增强其力量，治疗疾患[14]。用人和动物的尿粪等令人厌恶的东西治病，目的在于驱除致病的魔鬼 [15]，是人类早期的感应巫术。

    巫术和原始宗教是从野蛮人对世界怀有朦胧的敬畏和神秘感中产生出来的，是一种冒牌的自然法则体系，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巫术的“灵验”纯属巧合 [16]。在希腊化时代，巫术迷信发展起来了，古代的科学也就衰落了。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医药逐步摆脱巫术的影响，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在我国，“由巫进为术数，由术数进为阴阳，后而又进为五行，由五行而进为黄老道家”，因此有“医道通仙道”和“十道九医”之说。用桃枝画虎形治鬼是古代的一种巫术，桃是生命的象征、有杀鬼的能力，虎形是传说中食鬼的虎。道士用桃剑、南方人家的门楣贴虎形来躯鬼[17]。所以，虎骨可以除邪恶气，杀鬼疰毒；杂朱画符，疗邪；头骨作枕，辟恶梦魇；置户上，辟鬼。初生小儿煎汤浴之，辟恶气，去疮疥、惊痫鬼疰，长大无病。就连“屎中骨”，碾碎或烧灰也可以治大病[3⑤]。犀牛形象怪异，因而犀角被认为能“通神、破水”。（注3）由于对鹿的迷信，崇拜鹿有千岁长寿，频繁交配，因而鹿茸滋补、延年壮阳，治疗“阳痿滑精、宫冷不孕[3⑥]”。（注4）“象肉臃肿，人以斧刃刺之，半日即合”， “金疮不合者，用其皮灰”治之[3⑦]。这些就是古人使用动物药材治病的逻辑。鲁迅说“月经精液可以延年，毛发爪甲可以补血，大小便可以医许多病”，是“道学先生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妄想 [18①]。现在，中医界人士承认，中医至今仍然保持巫术的特征 [19]。

    我国的传统医疗和大众文化中，还普遍相信“吃什么补什么”，如吃血补血、吃肺补肺、吃脑补脑。其实并不正确，因为吃进任何食物都要经过消化，分解成基本的化学成分才被吸收。吃虎骨酒和牦牛骨髓不能“强筋壮骨”，牛鞭、鹿鞭和狗鞭等动物的阴茎（有时包括睾丸）和海狗肾（海豹的睾丸），都不能“补肾壮阳”治疗阳痿。阳痿的原因很多，雄甾酮无济于事，更不用说主要是结缔组织的阴茎。尽管对动物药材进行过大量研究，但是没有发现其中所含的成分足以支持其入药的信仰。只有甲状腺（甲状腺素）和肝脏（维生素B12）等曾被用作药品，不过这些成分已由工业化生产，制剂精纯，应用安全方便，疗效更好。龙骨（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和牡蛎壳虽然都含有钙，但吸收极差，远不如钙盐制剂，“龙骨、牡蛎壮骨”没有证据。动物血液所含的铁虽然可以利用，但无法与硫酸亚铁等的治疗效率相比。

    古人相信形状拟人或其内脏的植物，具有治疗相似器官疾患或滋补的用途，这种观念称为药效形象（signature），例如人参。过去“上海的报纸充斥着‘肺形草’的广告，被鼓吹为治肺结核的良药[20]”。动物药中也有类似的信念。鲁迅的父亲生病，“水肿逐日厉害”，用过“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因为“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18②]。”（注5）“有些中国药物完全来自文字游戏或怪诞的联想：蟾蜍皮肤有皱折，所以用来治疗皮肤病；一种生长在山涧里的青蛙，由于涧深水寒，就被认为对身体具有‘清凉’作用。”“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有蛮荒初民思维特性的残遗。由于不受科学方法的检验，‘直觉’有任意的空间，常近于幼稚的幻想[20]。”现今这种怪诞联想仍不减当年，如珍珠粉可以美容使女人的皮肤白嫩；蛇皮光净，因而蛇和蛇蜕用来治疗各种难治性皮肤病。蜈蚣、蝎子等虫子善钻爬穿越，因此具有“攻毒散结，活血通络止痛”的作用，用来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露蜂房（即黄蜂窝）可以“驱风攻毒”、“祛风止痛、祛风止痉”，治“风惊颤掉”，甚至“煎水浴身，治小儿癫痫” [21]，似在“蜂”与“风”音同。

    道家思想充满神秘和幻想，因而用药也稀奇古怪。“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如“经霜三年的甘蔗”， 还有“‘蟋蟀一对’，‘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神妙就在这地方” [18②]。动物体内的结石、病变，因其少见而视为珍药。所以李时珍说：“牛之黄，狗之宝，马之墨，鹿之玉，犀之通天，兽之鲊答，皆物之病，而人以为宝 [3⑧] 。”灵芝和冬虫夏草过去不能培植，稀罕难得，因此成为珍贵药材，并赋予神秘的名称，如今又因其名称的神秘而信仰不衰。

    人中黄的制作，本是冬月将盛甘草末的竹筒浸粪坑中，立春取出，悬风处阴干[ 3②]。当代《中华本草》的制备方法则赋予神秘色彩：浸于人粪坑中四十九天，漂洗四十九天，日晒夜露四十九天，再从竹筒中取出日晒夜露七天成药[ 21]。这里的处理天数的约数为七，显然是与信仰轮回转世和丧俗中超度亡灵的做法一致。（注6）

    在60多年以前，周作人对冬虫夏草无知妄说大发感慨：“今者中国药学者乃不信菌学书，而独取百余年前的小说家言，此无他，亦因其神奇可喜耳。……近二十年普通教育发达，而常识与趣味似无增进，盖旧染之污深矣。”（注7）今天的社会发展与医学水平远非往昔所能比拟，但大众的思维方式似乎没有多大的长进。

    对动物药医疗价值的质疑

    人类医药的历史虽然久远，但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却很年轻，巴斯德发现细菌病因至今不过才100多年，特效药物发明则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中叶以前，“医生实际上还不可能明白自己为了行医所必须了解的基本生理学和化学现象，……所用药物的一小部分偶尔也可能有些好处。……假如我们把希波克拉底医典等极少数有见地的著作除外的话，这些（医学）理论就都是一些比神学和哲学还可悲的胡思乱想[22]”。因此，在整理研究古代的医药遗产时，必须持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决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对历史的科学态度。即使在“文革”期间，文化专制主义嚣张，那时出版的《本草纲目》（校点本第一册，1975），也还加上了毛泽东语录：“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近年编辑出版的《中华本草》共十大卷，古今本草达8 980种，其中动物药1 050种，囊括所能得到的各种野生和家养的大小动物，组织脏器乃至排泄物和耳垢都是主治疑难杂症的宝贵药材。如将一种动物的入药材料分别计算则品种可翻几番，如猪从毛、皮、牙齿、内脏、蹄和蹄甲连同火腿共计26种中药材，牛的达38种。此书不仅未用科学的标准对古人记述的药物加以甄别考察，去伪存真，反而还增添了许多新的不实材料。如人的尿、粪也能“清热降火”，治疗许多疾病；童尿更是宝贵，不仅含在嘴里治咽痛、齿缝衄血即止，而且“治肺结核、跌打损伤、月经不调 [19] ”。《本草纲目》上只是说（蚂）蚁外用主治疔肿疽毒[3⑨]，此书则声称还有益力气、美容和催乳，治疗男性不育、阳痿、类风湿性和风湿性关节炎、周围神经炎、小儿疳积和和蛇咬伤，并使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转阴等重大用途[19] 。蚂蚁治病不但缺乏证据，而且可以引起过敏和中毒。（昆虫学家忠告——不要轻率服用蚂蚁制剂.《文汇报》1999年2月10日）

    《中华本草》还收录了许多属于CITES禁止贸易的我国一类保护动物的药材，甚至包括豹、野马、亚洲象、白暨（鳍）豚和金丝猴等濒危动物[19]。《中国药典》2000年版从附录中剔除了豹骨，但仍保存黑熊、棕熊、穿山甲、玳瑁和麝等国家保护动物的产品，这是值得讨论的。劳动保障部发布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几乎将大部分动物药如狗宝、海马、猴枣、鹿茸、马宝、牛黄、麝香各种动物脏器和鞭、尾、筋、骨，撤出中药报销名录，（新华社北京2001年7月2日）说明这类药材非治病所必需。唐代名医孙思邈被尊为药王，他却不用动物入药。他说：“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呼！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备急千金要方》）这说明那时就可以完全不用动物药的。今天的医学已经有了大量真正有效的药物和治疗，传统动物药的代用品也不再是问题，牛黄已完全由合成品替代。因此，从临床上来说，实现“不用生命为药”是毫无问题的，其最大障碍是商业牟利。熊去氧胆酸（Ursodeoxycholic acid）是熊胆汁的活性成分[23①]，效果更好，并能大量人工生产，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用于临床治疗胆汁淤积症。实际上熊胆汁毫无临床应用价值，但为了牟利仍在不断发展“养熊取胆”；广告所称的熊胆主治各种疾病，如乙型肝炎、肝硬化、高血脂、动脉硬化、冠心病和痔疮，乃至癌症，以及从黑熊胆中提炼出所谓的“晶体增明活络素”，使人“心动眼亮”，都是毫无根据的。由于养熊取胆十分残酷，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

    天然药物的疗效在于所含的化学成分，因此，有效成分的分离提取是利用天然药物的基础。科学家相信高等植物是未来潜在的新药来源[24，25]。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中药界，把常用的419种中药研究成果辑成六卷大著，其中绝大多数是植物药。（郑虎占等主编．中药现代研究与应用．北京：学苑出版社，1997）哺乳动物的脏器除含有与人类相似的生理活性物质之外，迄今未发现有效的药物。宋代《证类本草》记有用兔脑制备的“催生丹”，称“神仙方，绝验[26]”。今人据此作出牵强附会的猜测：中国最早使用催产素催产 [27]。（注8）兔脑究竟含有多少催产素，经过处理能否保持活性，而且催产素口服极易分解，只能注射给药等，作者都没有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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