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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
王玉川教授作为一位中医学理论家为大家所熟知,但他对中医临床诊疗实践也深有研究。比如在临床传承教学中,他依据自己扎实的文献功底,常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大量临床用药知识以示后人[5]。如从“同方异证”的学术角度研究仲景五苓散应用,分析对比了《医宗金鉴》《医方集解》《千金要方》和仲景原书的治证,指出“有是证用是方”思想的局限性。他说,五苓散在《医宗金鉴》治证有二,“一治水逆,水入则吐; 一治消渴,水入则消”; 在《医方集解》“通治诸湿腹满,水饮水肿,呕吐泄泻,水寒射肺,或喘或咳,中暑烦渴,身热头痛,膀胱积热,便秘而渴,霍乱吐泻,痰饮湿疟,身痛身重”,是取其利水渗湿之功; 而仲景书却在五苓散方后说“多饮暖水,汗出愈”; 《千金要方》中五苓散“主时行热病,但狂言烦躁不安,精采( 目光) 语言不与人主相当者……水服方寸匕,日三,多饮水,汗出即愈”,其取效之由,亦是“发汗”; 而北宋开宝年间高继冲进献的《伤寒论》在“伤寒叙论”一章中“若得伤寒病无热,但狂言烦躁不安,精气言语与人不相主,当勿以火迫,但以五苓散三二钱服之,可与新汲水一升或一升半可至二升,强之,指刺喉中吐之,随手便愈”,取效则由于涌吐。同一个五苓散,既可用来利水渗湿,又可用来发汗,还可用作涌吐剂,而《外台秘要方》收载的“深师茯苓术散”,其方所药物与五苓散相同,其主治证为“发白及秃落”,更是与仲景《伤寒论》五苓散的主治证全然不同,这决不是“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说可以讲清楚的。
再如肾气丸,《金匮要略》既有以之利小便的,也有用之治小便反多的,如“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妇人病……转胞不得溺……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这里“虚劳腰痛”“转胞”与“男子消渴”病种不同,“小便不利”“不得溺”与“小便反多”症状表现亦恰好相反。肾气丸的现代研究报告,则有治高血压、前列腺肥大、慢性肾炎、白内障、性神经衰弱、脑出血后遗症、糖尿病的不同; 动物实验有说降血糖的,也有说血糖升高的。王老依据上述分析进一步提出在理论上“有是证用是方”思想的局限性。可见,王老在理论研究的同时谙熟临床应用,教导我们后学之辈,不能一叶障目,要博览群书,才能用好古方。启发大家应用和研究时如何把握正确的原则和方法。
3. 2 强调实践、不离理论
王玉川教授在理论研究的同时从不忽视临床,尝言: “学习中医必须早临床、多临床,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发展这些能力。除此之外,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别的手段。”在平时他也是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常总结临床经验,将之提高,上升为理论,而后再应用于临床,每每取得良效。比如他提出,中医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所束缚,而应该勇于尝试,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6 - 7]。为此,他举“耆婆丸”和“芫花散”加以说明。“耆婆丸”方后所列主治病证有20 余条,并说“服药不过3 剂,万病悉除”; “芫花散”的主治多达30 余种病证。药王孙思邈在“芫花散”方后注云: 此方“始吾得之于静智道人,将3 纪( 12 年为1 纪) 于兹矣。时俗名医未之许也……其用药殊不伦次。”孙氏对该方赞赏有加,说“然比行之,极有神验……至于救急,其验特异。方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关感,智不能知……此其不知所然而然,虽圣人莫之辨也。故述之篇末,以贻后嗣好学君子详之。”孙氏按照传统理论研究了36 年,仍无法解释其方组成原理,临床应用又取得神奇的效验,使其感慨不已,并产生了将解开该方取效之谜的任务寄希望于后人的迫切心情。可见突破方证相对的束缚,勇于找寻一方多治的方剂,对于中医学的进步大有好处。他还举例说: 《千金要方·卷九上》治伤寒太阳病发热无汗而喘的麻黄汤,与同书卷二十五的还魂汤,都是由麻黄、桂心、杏仁、甘草4 味药物组成,方名虽异而用药则同,实际上是同一个方剂。然而,还魂汤的主治“卒感忤、鬼击、飞尸、诸奄忽气色、无复觉或已死绞、口噤不开”,与伤寒无汗的表实证毫无共同之处,其病因病机亦截然不同。何以能用药物组成完全相同的方剂来治疗? 《肘后方》“疗少年气盛,面生( 皮干) ( 百包) 方”,与《和剂局方》主治“感冒风邪,鼻塞声重,语音不出,或伤风伤冷,头痛目眩,四肢拘倦,咳嗽多痰,胸满气短”的三拗汤,都是用麻黄、杏仁、甘草3味药物组成,何以主治证如此迥别? 脾约麻仁丸,在现代方剂学里均依《伤寒论》所说,把它视作润下剂,说其功效为润肠通便,临床习用于虚人及老人肠燥便秘,以及习惯性便秘。然而,宋代名医以治学严谨著称的严用和,把它列在“水肿门”中,并说: “脾约麻仁丸,虽不言治肿,然水肿人,肾囊水光,不可行走者,三服神验。”又说: “此是古法今治,肾囊水光,只一二服,以退为度,不必利也。”针对这些方剂组成用量皆相同,而作用迥异,试之临床,又皆有大效的记载,王老认为其取效之机理,决非方证相对所能解释。为此,他结合自己临床应用验证,批评目前对古代方书中许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视而不见,批评把单味方治多种病症视作江湖医生的伎俩的看法,提醒应该重视单味方的疗效,即民间“单方一味,气死名医”之说。他认为与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辨证论治规律,最后搞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的辨证分型,还不如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更有意义,更能做出真正称得上创造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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