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影响中医学发展

　　两汉经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经学的传承牵系着中国学术的大脉，经学自孔子删订六经之后，又经历了秦汉两代相接的特殊历史变革时期，演变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支风格迥异的经学派别。这两种经学派别之争一经肇始，便一发而不可收，自汉时起绵延至今。

　　章太炎先生曾言：“讲国学而不明派别，将有望洋兴叹、无所适从之感。”中医古籍，尤其是《内经》，在传承过程中亦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文字变革，在理论上亦与汉代经师一样同讲阴阳五行，在两千余年经学统领中国传统学术核心的背景下，今古文经学对中医学的传承产生重要影响。

　　中医典籍地位确立与经学关系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成为2000多年来封建主义的主导思想。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主要通过对儒家典籍的推崇和注疏来体现的。从孔子编订六经，到西汉五经、东汉七经，一直到宋代确立的四书五经，经学不断发展变迁，虽然在数量上变化，但主体内容仍然是儒家典籍。

　　受经学影响，中医对于典籍也很是推崇。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类似于经学中的五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医界有先贤曾说:“不读医经，纵成仓扁，终为技术之流。”蔡陆仙也讲:“医书之有经，亦犹儒家之有六经也。六经所以载道，‘辨治乱与兴衰之轨辙。医经所以昌明学术，莫不由是焉……’”

　　经学传承模式影响中医典籍传承

　　经学强调注不破经、疏不破注，株守家法、烙守师法，形成了信而好古、言必称尧舜的价值取向。董仲舒《春秋繁露》虽然自成一说，但并没有突破儒家确立的价值理念；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对儒家经典的注疏，是对儒家理念的一脉相承。

　　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类似于经学中的五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历代对中医进行注疏，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的医学典籍。

　　《难经》是阐发《黄帝内经》的疑难和要旨的第一部书；《伤寒明理论》是对《伤寒论》的注解之作；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类经》，是对黄帝内经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历代医家经过临床实践，提出各自理论，或者自成流派，但是核心离不开《黄帝内经》等典籍。

　　春秋战国，中医有用针、用药和重切脉的三大派。西汉时代已汇合为医经和经方两大派别。在金元时代有被称为“四子学派”的四大医家，即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刘完素创立火热论；李东垣师承于张元素，主补脾，著《脾胃论》；张子和立论邪之法而主攻下；朱丹溪则撰著《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而创立了滋阴学派。

　　经学推动中医学理论范式的作用

　　天人合一理念

　　儒家宣扬的价值理念在中医学中同样能寻找到明显的印记。董仲舒对儒学的新解释一方面是为顺应封建专制统治，倡导“君权神授”，宣扬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汉武帝的推崇；另一方面，新儒学对各家思想的融合，即包括对道家思想的融合，董仲舒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规律。

　　中医学也非常强调“天人合一”思想，《黄帝内经》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

　　因此，《内经》的天人合一观是天道观的表现所在。《内经》“天人相应”学说，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是从大的生态环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一”的内涵；一是从生命（小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一”的内涵。

　　中药配伍理念

　　中药是中医学对人体产生积极作用的最主要体现方式。中药用于治疗疾病，分为单行和配伍使用。配伍强调“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在一个方剂中，君药是首要的，是不可缺少的药物。

　　“臣药”有两种意义，一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的药物。二是针对兼病或兼证起治疗作用的药物。它的药力小于君药。

　　“佐药”有三种意义，一是佐助药，即协助君、臣药加强治疗作用，或直接治疗次要的兼证。二是佐制药，即用以消除或减缓君、臣药的毒性或烈性。三是反佐药，即根据病情需要，用与君药性味相反而能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物。佐药的药力小于臣药，一般用量较轻。

　　“使药”有两种意义，一是引经药，即能引方中诸药以达病灶的药物。二是调和药，即具有调和诸药作用的药物。使药的药力较小，用量亦轻。

　　这种组方原则是科学的，有良好的实践效果。但这一组方原则也是封建等级制度在中医学中最明显的体现，体现儒家思想对于封建等级秩序的推崇，明显带有儒家对于秩序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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