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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好文:中医千年抗疫的家国情怀

  • 文章导读: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交叠着与疫病作斗争的顽强不屈与生生之力,贯穿着中医人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从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以救危厄,到宋金元医家秉儒医之情怀抗疫救民,明清温病医家在抗疫中推进中医疫病理论体系的完善,再到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中医人的奋斗一直没有停歇!在第四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从抗疫大考中感悟中华文化的力量,体会中医一脉相承的大医精诚精神内核。

     

    儒医的代表之一、北宋文学家苏轼,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热心医事。在其几次被贬南方期间,多遇时疫,他凭借着丰富的防疫经验和有效的治疫措施,屡救万民于危难之中。如疫前积极推广药方,注重饮水卫生,防患于未然;疫时将亲历所见如实上报,请求朝廷援助,同时设置病坊开展自救,并借助僧人力量筹集募捐协助抗疫;疫后恳请朝廷蠲免赋税,恢复民生,并请求问责治疫不力者,整肃官风。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从医之前跟随许白云学习程朱理学,也打下了深厚的儒医烙印。他的传世著作《丹溪心法》序言中,也有“上可以辅圣主拯世之心,下可以见儒者仁民之效,而医不失职矣”的描述,为国为家的初心可见一斑。

    明清温病医家 医之大者 为民为国

    明清时期是中医古代抗疫的第三次高峰。这一时期的天花、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在全世界流行。清朝近300年的历史,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与瘟疫博弈。据《清史稿》记载,清朝出现疫病的年份有134年。这一时期,温病学理论与临证经验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明末清初的江苏医家吴又可结合抗疫感悟写下《温疫论》,认为疫病由戾气引起,能从口鼻而入,并明确提出“客邪贵乎早逐”,强调疫病重在预防。看过电影《大明劫》的观众,对吴又可的故事更不会陌生。明朝末年,瘟疫流行,十室九空,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吴又可胸怀家国,临危受命,强烈的责任感让他大胆地对《伤寒论》提出质疑,运用自己独到的见解创出新的治疫方法,挽救数万明军将士。

    清代江苏名医叶天士在温病一门独具慧眼,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等高致病流行性传染病。由叶天士口述、其弟子顾景文执笔著录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及论治纲领,成为温病学说的奠基性著作。叶天士不但医道高明,而且医德也很高尚,他经常无私地救助贫困患者,留下“插柳治病”等佳话。叶天士以其“立德、立功、立言”的为医最高境界而深受世人景仰。

    清代与叶天士并称为“温病四大家”的另外三位医家——吴鞠通、薛雪、王孟英,对温病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贡献,四位大家的另一共同之处是兼具深厚的家国情怀,无愧苍生大医也。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京都大疫流行,吴鞠通因抗疫有功而名声大振。他撰写的《温病条辨》提出温病的三焦辨证学说,对温病学体系贡献很大。吴鞠通一生钻研医学,救世于民,还乡后还在西坝杨家码头开了“问心堂”药铺,坐堂济世。薛雪经常无偿为患者分发药物,直到耄耋之年还常出诊,一方面说明患者信任他、需要他,另一方面是他以治病救人为乐,对他而言,有病不治,于心为不忍,于情为痛苦。王孟英对温病学说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遇瘟疫危疾,毫不畏惧,竭力图治。时任婺州盐务总管周光远曾深有感触地说:“孟英学识过人,热肠独具。凡遇危险之候,从不轻弃,最肯出心任怨以图之。”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肆虐,中西医协同攻关、优势互补,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彰显了“中国智慧”。在第四个医师节到来之际,希望所有中医人继续弘扬抗疫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护佑华夏儿女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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