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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好文:中医千年抗疫的家国情怀

  • 文章导读: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交叠着与疫病作斗争的顽强不屈与生生之力,贯穿着中医人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从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以救危厄,到宋金元医家秉儒医之情怀抗疫救民,明清温病医家在抗疫中推进中医疫病理论体系的完善,再到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中医人的奋斗一直没有停歇!在第四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从抗疫大考中感悟中华文化的力量,体会中医一脉相承的大医精诚精神内核。

    在中国古代,中医抗疫的三次高峰也是中医学术发展、名家辈出的高峰时期,其背后更是一代代中医人为国为民的担当与付出。中医的抗疫历史贯穿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变的是疫情种类,不变的是中医历久弥坚的家国情怀。

    医圣张仲景伤横夭之莫救而著《伤寒论》

    东汉末年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医抗疫的第一次高峰。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医家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医圣”的张仲景。他行医游历各地,眼见百姓所受疫病之苦,促使他痛下决心,潜心钻研,著成《伤寒杂病论》,不但救人无数,也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

    《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饱含了张仲景为国为民责无旁贷的家国情怀。

    在忧国的层面,他写道:“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他奇怪那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竟然都不重视医药,只是致力于追求名利,重视那些次要的身外之物,轻视养生的根本之道,使自己外表华贵而身体憔悴,令人叹惋。

    在悲家的层面,他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他自述自己同宗同族的人口本来很多,但不到十年,死亡的人有三分之二,而死于伤寒的要占其中十分之七。他不仅为过去宗族的衰落和人口的衰减而感慨,更为染疾之人不能被疗救而悲伤,于是勤研古训,广搜医方,遍览医书,结合临证体会,著成《伤寒杂病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千余年之后,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抗疫中被人们熟知的“清肺排毒汤”,就来源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经典名方。

    宋金元儒医 开启中医抗疫“高光时刻”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抗疫的第二次高峰。这一时期依然战乱频繁,百姓生活贫困不堪,疫病流行。宋代是伤寒学说积累发展的关键时期,主要有三种力量推动构筑起更加完善的伤寒学体系:倡导“经方”的文人墨客、分科实践的专业医家和惯寻验方的基层民众,也分别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医的三种特性:文化性、多元性和草根性。三者殊途同归,合力前行,为金元四大家的诞生奠定基础。

    宋朝帝王对中医关注程度之高,史所罕见,仅北宋的皇帝中至少有五位熟悉医学,宋太祖和宋太宗更是“行家里手”。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医一贯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这一时期的中医学说与儒家思想交融,抗疫史被打上了深具儒家特色的“家国同构”烙印,并出现了中医的特殊群体——儒医。《宋会要辑稿》对儒医作了精要介绍:“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儒医的兴盛也让两宋成为中医古代抗疫史上的“高光时刻”。

    据《宋会要辑稿·恤灾篇》记载,乾道元年(1165年)抗疾中提及两浙(即宋代两浙路,辖今江苏省长江以南及浙江省全境)“疫气传染”时,朝廷命“翰林院差医官八员,遍诣临安府城内外,每日巡门体问看诊,随证用药”,“在外州军亦依此法,州委驻泊医官,县镇选差善医之人,多方救治”。没有常驻医官的县镇,官府还会选择“善医之人”进行多方救治,以补充民间医疗人员的匮乏。宋代的诸多文献对抗疫的记载都从侧面说明,中医抗疫已经从之前的民间自发行为,转变为从上至下的官方行为,家国情怀又一次得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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