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与学生论文大篇幅雷同，调查组称不构成抄袭

　　举报者重申更多硬伤　　

　　赖文向记者表示，调查结论第一点她不接受，第二点更是对重要事实轻描淡写，她同样不能接受。

　　公布的调查结论第二点称：“徐志伟的博士论文确实存在对本人所主持研究课题组部分共享信息引用不当，个别参考文献误引及标注遗漏，论文英文摘要翻译欠准确，对造模大鼠体重数据统计没有严格把关而致该项数据误用等问题，但尚未对该博士论文的学术原创性构成实质性影响。”

　　赖文称，“个别参考文献误引及标注遗漏”这样看似无关紧要的话背后，是众多关系论文学术品行的“硬伤”。赖文指出，在徐志伟论文中，有一个章节谈“中医对心理应激的认识”，这部分内容引用了另一篇已经发表的论文约近2500字，被引用论文作者中没有徐志伟的名字。被引用的论文发表于2001年，时间在徐志伟课题申报之前。赖文认为，这部分内容应该属于徐志伟论文的“核心”，因为“是论文中唯一一段论述课题立项的理论假说”。但是，这段文字没有标注引用，而是被当作徐志伟自己的思想成果。

　　赖文说，她向调查小组明确指出这一段涉嫌“抄袭”的证据，而调查结论中所指的“标注疏漏”，正是这一处。“徐志伟论文中有166篇参考文献都做了标注，为什么单单这么重要的一个引用，标注就遗漏了呢？我认为这不是无意的遗漏。 ”

　　另一个“硬伤”显得更加蹊跷。在徐志伟论文第一部分中，引用了标注第104条和第105条的参考文献。这两篇被引用的文章，是徐志伟单独署名的论文，并标注了发表的时间和刊物名称。在论文中引用自己过去的研究成果本不稀奇，但问题在于，赖文去查阅这两篇文章，竟然遍寻不着踪迹。

　　调查报告中在解释这两处无中生有的参考文献时说：“徐志伟承认自己并未发表过这两篇论文，系本人把关不严，从敖海清所整理的文献综述中误引。”赖文认为，这样的行为属于“伪造前期工作基础”，属于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而且自己 “误引”自己从未撰写发表过的文献，实在匪夷所思。但调查报告中却被轻描淡写。

　　自己论文里出现了涉嫌“伪造前期工作基础”的“乌龙”，自己的责任仅仅是“把关不严”——这样的解释，恐怕很难让人接受。

　　学术论文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就是科学和严谨，在葛剑雄看来，这样漏洞百出的论文，已经不符合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的要求。“即使有创新，存在这么多错误，它还可信吗？”

　　学术委员会对《新民周刊》的书面解释中说：“徐志伟博士论文写作的确存在成文仓促、编校粗疏的问题，且出现多处错误，但调查组成员讨论认为尚未对该博士论文的学术原创性构成实质性影响。接受征询的5位校外同行专家在审阅该论文之后，对徐文在所涉领域前沿的研究成果也给予了肯定。至于评价论文是否达到申请博士论文资格，应由学位委员会依照相关程序审评。”

　　面对一处处“硬伤”，赖文要求调查组给出可信的答复。

　　赖文举报的另一个学术不端行为，是徐志伟在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答辩中，答辩委员里有自己的夫人、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陈群，自己夫人做答辩评委，有违公正。调查报告中也对此进行了回应。报告称，陈群的确是答辩委员之一，但不是举报者所称的“主持答辩”。结论是：“徐志伟的博士学位申请经过专家学位论文评审和论文答辩，以全票通过基础医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公示3个月直到此后两年，均无人提出异议。”

　　就此，葛剑雄认为，这个结论完全说不过去。“在徐志伟论文答辩5个评委中，自己夫人是其中之一，这种情况是不应该被允许的。”　　

　　校内调查组如何能公正？　　

　　对于目前这一份调查结论，赖文表示很无奈，如果这样的情况不被认定抄袭，她觉得，等同于践踏学术的尊严。“今后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赖文认为，出现不客观的结论，重要的原因是调查小组成员的身份决定了难以客观评判。校长涉嫌论文抄袭，但调查成员都是学校老师、校长的下属，调查结论的公信力令人怀疑。

　　在许能贵提供给记者的调查成员介绍中，特别注明了8位成员在学术界的成就和政治身份等，并申明此次调查是“独立调查”。但是，虽然8位成员的学术、政治身份不容置疑，但他们另一个共同的身份，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教职员工，是校长徐志伟的下属，调查的独立性很难有说服力。

　　葛剑雄介绍说，这样的局面，是中国不够健全的学术不端调查制度所致。高校行政领导如果涉嫌学术不端，一般举报人都会向纪检部门举报，但由于纪检部门没有学术评价的能力，所以往往会要求学校组织专家调查，这个任务会落在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身上。赖文举报校长徐志伟抄袭，同样走了这样的路径。

　　国外很多高校也有学术委员会，承担类似的调查任务，但是国外学术委员会的独立程度很高，很少受到行政级别差异带来的压力。而在中国，要让教授、员工们调查自己的领导，压力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完全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调查。但是目前没有这样与被调查人毫无利益关系的第三方机构来承担调查工作，所以，类似调查免不了陷入自己人查自己人、下属查领导的黑洞中。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术委员会说明，除了8位来自本校的调查成员，“调查组形成调查报告草稿后，专门召开了校外同行专家征询会，特邀了5位校外知名专家前来指导”，以此证明调查的“独立性”。但葛剑雄仍然表示质疑，他表示，如果仅仅参加征询会，证明校外专家并没有参加实质性的调查工作，而且，目前校外专家没有公开姓名，怎样知道他们的公正和独立？

　　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境，教育部在不久前宣布成立教育部学风建设协调小组，可以调查部属高校中的学术不端事件。对于这样一个高于学校行政级别的调查机构，舆论普遍表示了欢迎。但问题是，在部属高校以外，第三方调查机构仍然还是空缺，像广州中医药大学这样的地方高校，就不在新成立的教育部学风建设协调小组管辖范围之内。

　　学校自己的调查小组认定领导非抄袭，类似事件并非孤立。2009年年初，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被指论文抄袭，在后来由本校学术委员会作出的调查结论中，李庆生的论文被认定“过度引用”他人论文。

　　熊丙奇认为，类似事件的出现说明，大学已经“清醒”意识到，学术不端不是一件两件，追查下去，不少人屁股都不干净，当务之急不是去清理学术不端，而是要注意搞好关系，防止产生利益冲突和矛盾，使学术不端曝光。

　　他认为，高校的这种学术不端分析视角，表明自己与学术不端是利益共同体，荣辱与共、“共同战斗”——在学术不端者看来，自己之所以不端，“实际”上是为学校贡献论文数、课题数、经费数，而在学校领导看来，学术不端曝光将影响学校形象，进而影响学校领导的政绩、有关学科的课题，而当学术不端者是学校领导本身时，这种关系就更为紧密——这种处理学术不端的视角，无疑是反学术不端曝光，而不是反对学术不端，这就如同“裸烟”的流行，在舆论监督之下，官员们学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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