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之间医方中的忌见妇人与女体为药

二、合药忌见妇人

江绍原论传统中国的天癸观，先从月水污秽谈起，引李时珍之言曰：「女人入月，恶液腥秽，故君子远之，为其不洁，能损阳生病也。煎膏、治药、出痘、持戒、修炼性命者皆忌之，以此也。」 然而汉唐之间医者方士合药煎膏，所忌却非月水，而是妇人。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细述合丹炼药诸种禁忌，说明当在名山之中、斋戒沐浴、勿近污秽、不与俗人不信者相涉，方能有成。 为举例加强说明，更称：「今之医家，每合好药好膏，皆不欲令鸡犬、小儿、妇人见之。若被诸物犯之，用便无验。」 将俗人污秽之物点明，而妇人赫然在列。

忌见的因素多端，人类学的研究显示传统和民俗医学相信嫉妒者的注视，不论有意与否，皆足以形成伤害，因而被称为「恶眼」(evil eye)，视之为致病之源。 西晋清谈名士卫玠，「京师人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似可辅证。 六朝志怪小说中的姑获鸟故事亦显示小儿俊美容易遭妒而早夭。 然而，就汉唐之间医方中的忌见来看，似另有所指。就小儿的部分言，医方中忌见小儿，应非由于小儿会嫉妒合药之人，可能另有原因。 就妇人的部分言，是否因妇人嫉妒合药之人，不得而知；但其与鸡犬并列，又说「勿近污秽」，似乎才是妇人不得参与合药的主要原因。

道教经典中常见女仙之担任能医良工的形象， 然而道医合流的中古医方却不以妇女参与合药为然。医家视女性为合药禁忌，六朝隋唐医方颇有见之者。本文末附录A罗列现存六朝隋唐医方所录禁忌诸方。 综观分析可知，所禁忌者，不一而足，并且忌见人事颇有与时俱增的趋势。从忌见女性的时机论，合药自不待言，包括治疗悲愁忧恚的相思病（A5, A11, A14）、疟病（A1）、黄疸（A2）、鬼交（A6）、肠肺之痈（A3, A9）、恶漏癣疮（A7, A16）、恶风落眉（A12）、骨蒸传尸（A8, A22, A23）、带下无子（A13）、产乳后伤寒（A8）、诸毒（A4, A7, A17）、恶病邪气（A19, A20, A24）、以及养生补强之各种膏丸散，如五石、大麝香丸、金牙散、大酒煎膏、及麋角丸等（A10, A15, A19, A21）。但从《张文仲方》以雄黄驱邪（A24）、《千金翼方》以姜黄疗病（A18）、以耆婆大黑膏和画符治恶病（A19、A20）看来，不仅合药，即便用药之时亦忌见妇人女子。 忌见女性的时机扩大，北宋初《太平圣惠方》中载马齿苋有揩齿令髭发黑之效，称：「盛时、采时，不得令鸡犬、孝子、女人、师僧等见，合药时亦复避之。」 而北宋末《圣济总录》以五行神验丸氦疟则称：「净手后再安耳中，不得女子捻触，女子患，男子为安。」 《是斋医方》则称：「妇人有患，男子相与安之。」 避忌之极，连患妇自己拿药都不妥了。

从忌见的对象论，最初妇人多与鸡犬、小儿并列，之后则包括奴婢（A4, A13）、青衣人（A11）等社会低下阶层，以及病者、其家人（A6, A14）和孝子（A10, A11, A15, A23）。 迨至孙思邈，则有集大全之势，囊括了秽污、痼疾、丧孝、新产、犬鼠、六畜、六根不具足乃至多口饶舌之人（A10, A11）：凡合肾气薯蓣及诸大补、五石、大麝香丸、金牙散、大酒煎膏等。合时煎时，并勿令妇人、小儿、产母、丧孝、痼疾、六根不具足人、及鸡犬、六畜等见之。大忌，切宜慎之。其续命汤、麻黄等小汤，不在禁忌之限。

逮至宋代，「师僧」亦在忌见之列，明代医方合药治疟则视猫儿为禁忌之属。而所有此类忌见，亦皆包括自古即然的妇人和鸡犬。

医者主张合好药应在密室、净室、清净之所，斋戒烧香，其中道理不止一层。孙思邈尝谓：比来田野下里家，因市得药，随便市上雇人捣合，非止诸不如法，至于石斛、菟丝子等难捣之药，费人功力，赁作捣者隐主悉盗弃之。又为尘埃秽气入药 中，罗筛麤恶随风飘扬。众口尝之，众鼻(鼻臭)之，药之精气一切都尽与朽木不殊。又复服饵不能尽如法，服尽之后，反加虚损，遂谤医者处方不效。夫如此者，非医之咎。各缘发意甚误，宜熟思之也。

依孙思邈之见，药欲有效，必须捣药、合药、乃至服药皆能如法。捣药、合药应以专门之人处清净之所为之，一来防止捣药人功力不足，盗弃难捣之好药，二来避免尘埃秽气影响药之精气。捣合之外，服药亦应如法，否则怪罪医者处方，皆属错谬。孙思邈之言透露了两点一般人就医用药的习惯：一方面因市买药后即在市上雇人捣合，并无忌讳。另方面服药无效后则怪罪医者处方。前引葛洪曾谓合丹若不敬谨，则「诸神便责作药者之不遵承经戒，致令恶人有谤毁之言，则不复佑助人，而邪气得进，药不成也。」 孙思邈虽亦道徒，但此处所言合药禁忌，主要在于环境卫生、人员可靠与否，虽稍及药之精气，却未论及鬼神。此或因医治俗人俗病之药，非为求仙成神之用，如「续命汤、麻黄等小汤，不在禁忌之限」者（A10），以清净捣合的基本原理原则行之即可。然而，清净之理尚不止此。葛洪称医家若合「好药好膏」则须避忌秽邪诸物，孙思邈亦警告合煎大补膏丸散时倘不避忌，则「令邪气不去」，故宜「禁之为验」（A14）。

合药禁忌，主要担心不验，不验的理由不一而足，此处葛洪与孙思邈介意的在于秽污。 秽污的界定及其影响，人类学者或以残缺不全， 或以「通过仪式」解释，发现传统社会常视肢体残障或正处身份转换之人为不洁，因而或不准其参与宗教仪式、或主张暂时加以隔离。以上引忌见人事观之，痼疾与不具足者当属前者，而丧孝与新产则属后者。产妇秽污，可说是传统中国根深蒂固的观念。 从《本草经》到《千金方》，避忌产母称得上制膏服药的原理原则：

《本草经》：服药，通忌见死尸及产妇淹秽事。

《千金方》：例曰：凡作膏，常以破除日，无令丧孝、污秽、产妇、下贱人、 鸡犬、禽兽见之。

《千金方》引齐州荣姥治疔肿方曰：「合药时须清净烧香，不得触秽。勿令孝子、不具足人、产妇、六畜、鸡犬等见之。」 《千金翼方》载压热之药亦称：「合时以清净处先斋七日。不履秽污、丧孝、产妇之家。及不得令鸡犬、六畜、生妇、六根不完具、及多口饶言人见之。不信敬人勿与服之。」 《医心方》引《大清经》五茄酒，称「此药禁物，但死尸并产妇勿见也。」皆说明女性新产在秽污之属。

然而合药禁忌并不限产母，而是将妇人与奴婢、守丧、痼疾、残障之人，乃至鸡犬六畜等并列。鸡犬六畜之忌，既不分雌雄，亦无关完缺，既属禽兽，一律禁之。然而，就人而言，遭忌者皆具某种特殊身份和处境，唯独女性，不仅产母、生妇，凡是妇人、妇女、女人、女子，皆以全称和概论的方式名列秽污之属。《千金方》合肾气薯蓣及诸大补、五石、大麝香丸、金牙散、大酒煎膏等，将产母和妇人并列（A10），为卒中恶毒而制作野葛膏时亦然，并称凡合名膏皆应避产妇和女人（A17），合乌麻膏则标明「惟男子合之」（A16），显示凡女性皆不宜，非仅新产而已；《文仲方》疗伏连，忌见行列中先录妇人，又载女子（A23），更见一网打尽之意。

女性何以秽污，江绍原认为乃因女性有天癸之故。李时珍确实曾以入月妇人腥秽不洁；宋代陈自明《外科精要》亦尝将「经妇」和产妇、孝子、僧道并列，禁止彼等进入病者之房。 中古所译佛教戒律亦不少提醒入月比丘尼应避免污染场所的警语。〈明尼戒法〉中要求行经女尼到访俗人家应先表明「我有病」，并指斥不先自诉「有月水不净」，而坐污他人床褥的比丘尼，「如似淫女贼女有何等异！」。 然而，综观六朝隋唐医方，专论月水不洁者倒不多见。隋代巢元方确实曾警告经期行房影响健康与生育能力，引《养生方》称：「月水未绝，以合阴阳，精气入内，令月水不节，内生积聚，令绝子，不复产乳。」 而唐代房中书《玉房秘诀》亦称行房求子，以「妇人月事既绝，洁净三五日而交，有子，则男聪明才智」。 但医方一般而言，似多如孙思邈〈妇人方〉中的态度，将月水视为女性阴湿的致病之源，也是女弱的证据，需要特别措意调理，而非仅限于「秽污」。

汉唐之间医方主张合药忌见「妇人」「女人」「女子」时，并未明言仅因其行经或新产。从其中行文立论的模式可知，妇人遭忌并不限于以上两种状态，而是一种全称式的命题。个中缘由，道书《元始天尊济度血湖真经》颇能提供一些线索。《血湖真经》描绘血湖地狱情景，称女性：「生产有诸厄难，或月水流行，洗浣污衣，或育男女，血污地神，污水倾注溪河池井，世人不知不觉，汲水饮食，供献神明，冒触三光」，凡此种种，皆使「女人造种种罪业，身堕血湖受苦，沉沦动经亿劫，永无出期。」 如此看来，女性不仅因其生理特质（月水和生产恶露），也因其社会角色（洗浣污衣等家务劳动），以致背负罪责，一生皆在秽污之属。 参考《血湖真经》全称式地指明女性秽污来看，「合药忌见妇人」的规范，与其说是针对女性的特定情境（如行经或新产）来禁止她参加某种特定药方的制作过程（如大补膏丸散等），不如说是一种视女性为不完美存在的文化思维，有如布景一般竖立在医方言论的背后。

有趣的是，女性虽然秽污或不完美，六朝隋唐医方却也将之入药，并且入药不限于月水，亦包括月布、阴毛、女阴、乃至整个女体。以下便讨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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