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药现状与落后成因分析 急需平反正名

　　对于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遗产，如长城、故宫、黄鹤楼等，国人因了解它们的价值而一再呼吁保护，甚至不惜以重金修复或从国外赎回。国家也制定相关法律，对破坏物质文化遗产的人绳之以法，予以严惩。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曾对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过卓越贡献、拯救了无数生命的中医中药，国人则难以认识到其价值，动辄贬之为“不科学”、“迷信”、“落后”而大加鞭挞，甚至不断提出“废止旧医案”、“告别中医中药”等主张，致使中华民族的瑰宝近百年来惨遭厄运，不断萎缩而竟至陷入难以生存的境地。

　　我国中医药泰斗邓铁涛老先生不久前发出了洪钟般的警告———照此下去，用不了10年，中医药将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日本汉方医学界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大眆敬节在弥留之际，嘱其弟子：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大眆敬节的预言已成为现实。

　　中医药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受到全球范围内各国的重视，演变成了富人争相依赖的医药技术。可是，近百年来，随着西学东渐，西医西药逐渐主导我国医疗市场，已薪火相传五千年的中医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面对国际新形势下的中医药发展趋势和中药销售年年递增的大好形势，回顾作为中医药发源地和中药大国的中国，我国的中医药现状却令人触目惊心地正在走向衰败。

　　据资料显示，我国的著名中医人数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00余名骤减至现在的不足500名，这说明我国中医药正陷入传承危机。时至今日，学术界竟然仍有人公然“以科学的名义”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告别中医中药”的观点，更是动摇和搞乱了中医药的发展思路，严重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和振兴。

　　中医药在发祥地中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在国外却得到了高度关注和蓬勃发展。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中医药的神奇功效认知日深，为规避西药的毒副作用，他们已开始大力倡导以中医药为基础的自然医学，并高薪聘请我国的中医从业人员走出国门，到国外行医。据统计，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50万，现在只有27万人。而据对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的调研估计，其中只有10％的中医开汤药处方。换句话说，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其他中医尚需进一步学习或温习四大经典。这期间，我国人口从4亿增加到今天的13亿，而中医却从80万人锐减到3万人；而西医则从1949年的约8.7万人发展到今天的175万人。目前国际上中医药从业人员大约已有30万－50万人，超过我国国内的中医药从业人数。

　　随着中医从业人员出国就业数量的逐年增多，大量中医技术和中药秘方也随之泄露或流失到海外，国外的高科技制药企业借机加大研发力度，将在中药基础之上研制成功的特效药品以高出中药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高昂价格销售和推广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日本在我国“六神丸”的基础上开发的“救心丸”，年销售额上亿美元；韩国的“牛黄清心丸”源自我国“牛黄清心液”，年产值也接近1亿美元……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世界植物药市场年销售额超过160亿美元，其中日本的汉方药占世界销量的80％，韩国的韩药占世界销量的15％，而中国虽是中草药的发源地，却只占世界草药市场销量的3％－5％。日本汉方医学界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大眆敬节在弥留之际，嘱其弟子：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大眆敬节的预言已成为现实。

　　虽然宪法第21条写明中西医并重，但长期以来，中央的方针和宪法的精神并未得到认真执行，普遍重西医而轻中医，中医地位日益下降，作用日益衰微。为什么中医药会陷入今日之生存危机呢？我看主要原因有三：

　　一、民族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

　　1840年鸦片战争以腐朽没落的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但就是这场战争让国人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于是一批有志之士奋起图强，出国留学，绝大多数回国后在祖国建设、科技发展、文化革命、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等各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詹天佑、梁思成、鲁迅、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等等。但是，个别“海归”受西方文化影响，回国后对自己祖宗留下的许多东西看不惯。例如，在日本留学回来的余云岫，受日本废除汉医、独尊西医思潮以及汉字落后论的影响，回国后开始贬低和否定中医，提出《废止旧医案》，要彻底消灭中医。

　　国民党时期，受“全盘西化”的影响，曾两次试图取消中医。1914年，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旧政府卫生部还正式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但两次均因民众激烈反对而未能真正执行。新中国成立后，仍是常常将“保守”、“不科学”恶名加在中医头上。1950年代，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还开设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这些做法虽受到毛泽东批评，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但影响却挥之不去，一直影响着中国中医药的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在相当大程度上将“西学”与“东方传统文化”当作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从梁启超、孙中山到陈独秀、鲁迅都认为中医能治病，并不否定中医之疗效，但都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尽可愈病，但无人能以愈病之理愈人”是其中心论点。只有到20世纪后半期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出现后才略有进展，人们才认识到中医的科学性，才认识到中医本身就是系统论，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但20世纪民族精英的一些错误认识造成中医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荒疏、淡漠，对中医学理论的轻视、曲解。中医和中医学一直处于被审视、被验证、被质疑、被改造的地位。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早在1980年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是中国的医生自己消灭了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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