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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
编者按:从2007年起,北京中医药大学以“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项目”为切入点,大胆进行了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实践,开设了中医教改实验班I期(院校+师承+家传)、II期(院校课程改革+师承+家传)、高中杏林班和岐黄国医班。这一系列探索意义何在?取得了哪些经验?日前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该校校长助理、教务处处长翟双庆教授。
众所周知,中医药高等教育有很鲜明的特点:形式上采取的是现代高等教育,但培养的却是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具有东方文化属性的中医药人才。这就使中医药高等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争论和变革。院校教育模式与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之间的矛盾亟待解决。
2007年,国家教育部在全国8所中医药高校实施质量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项目,使北京中医药大学有机会从国家的高度、宽松的政策环境中(拥有50万研究经费和政策支持),对中医人才培养进行了更多大胆尝试。
中医教改实验班:院校教育与传统模式有机融合
从2007年起,北京中医药大学连续三年设置中医教改实验班,以中医名家子弟自主招生为基础组班,每班招收30人左右。
记者:2007年,贵校最先实施的是中医教改的中医学专业5年制自主招生班,当时设此实验班目的是什么,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
翟双庆:主要是在培养模式上做一全新的探索,实行院校模式与家传、师承模式相结合的新型培养模式。
怎样培养出名师大家,我们做了很多思考。大师们所走的路是:读经典、跟名师、做临床;由此,我们觉得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的关键是两点:一是中医思维的建立,二是扎实的中医临床技能。既然明确了这种成才规律,就要找到一种最贴近这种规律的培养模式。过去一些医家确实是以家传和跟师学习为主,我们希望利用这种模式更多地实现多临床、早临床、反复临床,通过跟师临诊,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有机结合,以培养深厚的中医思维和扎实的中医临床技能功底。
过去,徒弟是师傅一手带出来的,是手把手教的模式;徒弟直接把师傅宝贵的、几十年积累的经验直接学到手、拿过来用,少走很多弯路。而且多年的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使他们看到中医的疗效,自然喜欢中医、坚信中医,这对于中医学子是很重要的。家学更是如此,甚至是几代人谋生的根本,没有真本事怎么能行呢。从这点上看,家传和师承的模式更适合中医学习。我们在尊重这种方式的前提下把它和现代教育相结合。
记者:为何说现有中医药高等教育模式未突出培养中医思维和中医临床技能的任务?
翟双庆:一般临床考核,往往是考病例,在病例上写有什么症状,有什么脉象,然后学生利用这个文本材料来分析病例。如果考具体病人,说是不是弦滑脉,学生就不知道了。还有以前对名老中医经验总结,都量化了,形成了计算机诊疗系统,这确实是很好的经验总结。但搜集症状的过程更关键,这不应忽略。到底是不是弦滑脉,是不是绛紫舌,这些学生不认识、对不上,也不敢开方子。这些技能都是从实践中学来的,老师指点来的,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教会学生这些最有用的东西。
记者:在生源上有什么要求呢,是以中医名家子弟为对象吗?针对他们家传或祖传中医的特点,学校会如何安排课程?
翟双庆:直系亲属具有中医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尤其是名医或者家长有一技之长的,我们是要充分考虑的,当然学生的高考成绩也是重要的指标,要求在当地重点线以上。
在课程设置中,普通中医五年制的必修课仍然保留,因为这是中医本科生在现代社会必备的知识和素养。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国学导师组、经典导师组,配备专门老师,增加了国学和中医经典的比重。并且这些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校外导师或家庭导师,从大一第二学期开始,在课余和寒暑假就一直跟师。进入临床实习后,学校为学生配备导师,采取一对一的跟师临诊,跟师在整个五年的学习生涯中不间断,而且占有很大的比重。
记者:您提到的国学导师组、经典导师组,和以往的学习方式有所不同?
翟双庆:导师点书,先讲解这本书,大家讨论,再社会调研,自己写体会。并经常组织专家讲座,像颜正华、王绵之、王洪图、刘振民、钱超尘、樊正伦等都曾做过讲座,负责导师还要经常抽查他们背诵经典的情况。总之,对经典和国学学习更活跃、更主动,而且是多角度的,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见识和眼界也都拓宽,关键是知道如何学习中医了。
记者:临床跟师,导师是如何一对一指导的呢?
翟双庆:学生平时利用业余时间、晚上或周末跟诊,还要写跟诊笔记、医案等,寒暑假回家再跟师家长或亲属;如此就把师承的培养模式引入了院校培养。如果没有跟诊学分,学生也不能毕业。
导师要严格筛选,要求中医副主任医师以上。可由学生家庭或学生本人去寻找,由学校审核批准。这样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学生与老师长期一对一、面对面地交流、求教,这样比较固定地临床跟师学习,老师和学生都有一种责任感,这也对老师的教、学生的学起到了强有力的督促作用。
我们调查发现,这样学生觉得收获大,学习的效率和热情很高,至少很快进入中医的角色和用中医思维模式来考虑临床问题。
记者:怎么样考核和评价他们的知识水平和临床能力,以及其后发展的潜力呢?
翟双庆:专门制订了《教育部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中医教改实验班管理手册》,对于学生院校教育、师承教育的学习都有明确的要求,并给予相应的学分。专门印制《学习笔记》和《病案记录》,记录学生学习中医经典和临床跟师学习的病案和个人体会等等。这些机制有力地保障了学生的培养质量。
我们发现,在中医思维和临床能力方面实验班同学明显强于普通班同学。临床带教老师们也反映这些学生中医临床思维和实践能力普遍比普通五年制学生的水平高一些。他们在中医基本功大赛及中医临床技能大赛中也有突出的表现。目前教改班学生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文章6篇。我相信他们后劲很强。
课程调整实验班:变知识灌注为思维训练
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实施中医教改实验班时深感,要加强传统文化和中医思维培养,在目前中医主干课程上,仅采取国学导师组和经典导师组方式,力度还不够。为此,2010年,在中医教改实验班基础上,对中医主干课程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记者:贵校对主干课程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具体的调整思路和课程比例是怎样的?
翟双庆:2010年,在中医教改实验班的基础上,进行课程改革,招收学生40名。主要是三方面的变化,一是增加传统文化课程: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外医学史等,这些课程本科学生很少学习,而这些实际上正是中医学的基础课程。二是将中医的课程按照临床诊病的思路重新梳理,即把中医基础、中医诊断学中的诊法、中药与方剂中的基础理论部分或总论部分融合形成“中医基础学”;以中医病、证为纲,融合辨证、中药与方剂的各论部分形成“中医辨证论治学基础”;将原中诊、中药、伤寒、金匮和温病中的实训临床见习重新整合为“中医基本技能训练”,并设置中医临床思维训练Ⅰ和Ⅱ。中医临床思维训练Ⅰ以学习名老中医临床思维为主,中医临床思维训练Ⅱ则以中医的证为主线贯穿临床各科。
如此,我们把中医基础理论给放大了,先教一个大的基础知识,包括中基和一些诊法,包括中药方剂的总论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医基础理论也是中基和诊断合在一起的,把大的轮廓先介绍给学生。然后把中诊的卫气营血辨证、八纲辨证、三焦辨证等和方剂结合在一起,告诉学生什么症状、什么舌脉是什么证,通过辨证确定证型后该考虑什么方什么药,细化的剂量和加减等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病人来了,大夫思辨的一整套程序,这就是一个方证对应、中医诊治疾病的回归。
记者:以证来统领,那整个学习顺序、思路、内容都有变化,如何安排实践教学呢?
翟双庆:把每一门课的实训与临床见习时间抽出来,集中作为一门课,叫中医基本技能训练,加大学时,中医望、闻、问、切诊法,中药辨识;病例辨证分析、医患沟通、病史采集、病例书写等等均将受到训练,而且都有一个按照与课程开设相配合的统筹安排,系统规划,有专门的老师团队负责安排并有相应办法管理。
记者:您提到开设了2门特殊的中医临床思维训练课,较前有何不同?
翟双庆:这是普通学生所没有的。中医临床思维训练Ⅰ:结合名老中医经验的讲授及临床特色技能的训练,增强学生的中医学临床实践技能和动手能力。中医临床思维训练Ⅱ:以问题为引导进行中医临床课程整合,通过病证结合,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整合能力。
通俗地说,就是用中医的证把临床各科给串起来。比如说肝气郁结,发生在内科有什么病,外科、妇科、儿科有什么病,这些病有什么共性,又有什么各自的特点,它们的病理传变、发展有何一致之处。这样用证来梳理临床各科,中医的思维就培养起来了。
中学杏林班:中医药文化熏陶前移
2011年,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宏志中学联手打造的宏志中学杏林班不仅实现传统文化要从娃娃抓起,中医知识要进中小学课本,还为培养一批将来进一步学习中医具有良好潜质的好苗子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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