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术发展有“四靠”

    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

    中国文化传统是在中国特定的地理、经济和社会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其核心精神为“致中和”。这种中和精神，是中国古代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最高境界。它具体体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上。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就是要做到“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主导观念。无论儒、道、佛、墨，还是法、兵、农、医等各家，均以“天人合一”为出发点和归宿。

    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就是要做到人伦和谐，即人际关系融洽、和谐、和睦，以和为贵，即“人和” 这种中和精神，培养了中华民族仁爱温良，平和宽大的品格，反映了中华民族崇尚团结，热爱和平的价值观念。

    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

    整体性 中国文化传统把宇宙看成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和谐整体，人—自然—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善于从整体上认识世界，把握事物，重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观念。

    人文性 中国文化传统特别重视人的伦理道德，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文化形态中，传统伦理思想处于中心地位。重视修身，以修身为本，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特点。主张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有理想的人。

    承传性 中国文化传统重视传统的继承，认为继承是延续的前提。因此，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始终有着一以贯之的承传性。在学术上，讲究“道统”“师承”，视先秦典籍为判断是非的经典。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征。

    中医学以文化传统为底蕴之体现

    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整体观

    中医学认为，天文、地理、人事是一个有机整体。天人合一，形神一体。人类生活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中。中医学从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去重视自然、社会和心理因素的作用，形成了人(生物、心理)—自然—社会的整体医学模式。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大一统的整体观的体现。

    人命至重，以人为本的医德观

    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文精神在于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基于这种人文精神，中医学认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把人的生命价值视为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救死扶伤精神，是中国文化传统关于人伦和谐价值观的体现。

    阴阳协调，动静互涵的恒动观

    天地万物原于一气，人之生死由乎气。运动是气的根本属性。人体是一个不断发生着升降出入的形气转化运动的机体。运动贯穿于生命过程的始终。中医学非常重视用运动变化的观点来认识健康与疾病，指导防病治病，延年益寿。这是中国文化传统动静平衡观的体现。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防治观

    中医学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与其治疗于有病之后，不如摄养于未病之先。这种预防为主的医学思想，是中国文化传统中防微杜渐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

    总之，中国文化传统是中医学术的源头与底蕴。

    源泉:临床实践

    近百年来，在中国的社会动荡和演变中，足以见证中医药学术的生命力。毋庸置疑，医疗实践推动了中医药学的发展，而中医药学又为保障人民的身心健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近代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医诊疗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无数的医家从临床实践出发，总结临床经验，深悟经典之奥理，兼容新知，使中医药学在医疗实践中充分发挥了其自身的优势，并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经验总结与医疗实践密切相关

    近百年来，传染病流行猖獗，因此，有许多医家致力于传染病的治疗和研究，使中医药在治疗传染病中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例如对鼠疫，有余伯陶著述的《鼠疫抉微》，郁闻尧的《鼠疫良方汇编》;对霍乱有恽铁樵的《霍乱新论》、徐相任的《徐氏霍乱论》等，这些论著在近代医学发展过程中有较大影响;1956年，北京流行“乙脑”，死亡率极高，以蒲辅周老中医为首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小组，深入疫区，在医疗实践中进行经验总结，提出8法、66方。

    经典开发与医疗实践密切相关

    经典开发的内容多来自医疗实践

    近百年来，除对经典著作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考证、校勘、注释、语释外，对经典内容的开发均来自临床实践。并且所取得的成就被临床所应用，或更好地用来指导临床实践。如阮其煜对《神农本草经》中每味药物的性味，主治功效进行了阐发，并说明用药剂量、禁忌和注意事项。又如刘炳凡创层次组方法则，在调治慢性疑难痼疾，遣方用药时，首先抓住后天之本，以六君子汤为主方调理脾胃，改善人体生理机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抵抗能力——自然疗能。其次以调节脏腑功能、疏达血气、燮理阴阳的药组或针对病证症有特异治疗作用的药组为臣佐，直接调理或治疗病证症。最后以健胃助化为使，既化食又化药，始终以治病治人为旨归。由于层次清楚，主次分明，调治全面，因而投剂辄中。这是刘老在《伤寒论》的启迪下，通过临床实践而形成的。

    经典开发取得实质成就的多是临床医家

    近百年来，对经典著作开发取得了实质性成就，而这些成果的研发者正是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学家。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一部中医临床医学的经典，在近代对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临床应用。就《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注释而言，主要趋势是从临床实际中研究经典著作的内涵，力图阐述仲景著作的新义。恽铁樵的《伤寒论研究》就是这种研究法的典型临床医家。而运用西医知识注释经文的医家有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和《金匮今释》，谭次仲的《伤寒论评释》等。曹颖甫的《伤寒发微》和《金匮发微》系从个人的临床体会去阐发张仲景的著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更是如“雨后春笋”。实质性成就的取得均为临床医家或称为“经方大师”，如刘渡舟等。

    兼容新知与医疗实践密切相关

    随着近百年来西医的渗入逐步加深，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亦不断增加，但不管进展如何，临床仍然是中西医结合、中医兼容新知的主阵地，中医与西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两种医学又同是以认识人类自身为己任，以防病治病、提高健康水平为奋斗目标。因此，在疾病的诊治中存在着众多的结合点。从临床实践入手，有利于分辨其异同，对比其优劣，进而取此之长，补彼之短，形成合理的结合，发挥相得益彰的效果。另外，在临床上取得肯定疗效之后，方能进行机制研究、理论探讨及剂型改革等。而上述研究结果的可靠与否，又需要回到临床加以验证，被肯定者将会发挥指导临床、提高疗效的作用。因此，中医兼容新知“始于临床”又“终于临床”。

    例如，自上世纪50年代中医应用白虎汤及苍术白虎汤治疗乙脑取得了显著疗效之后，到1978年11月青蒿素治疗恶性疟获得成功，中医对高热的辨证论治研究就是这样从单一病种、单一疗法开始，逐步发展到大宗病案的群体观察及辨证论治规律的研究，并集诸种辨证治疗研究之大成，形成辨证论治规范，使中医对高热证的辨证治疗进入到系统化、规范化的阶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