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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伤寒学说与温热学说是中医热病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两大学说,各有缘起,各有特色。那么,为什么要提出“寒温统一”合而论之的学术主张呢?这就要从头说起了。

  《伤寒杂病论》是寒温合论

  热病寒温合论,从源头而说,实出《内》《难》。如《素问·热论》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难经·五十八难》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显然,它们是寒温合论的。

  从东汉至晋(约公元3世纪),我国处于小冰河时期,气候奇冷,史上有一夜之间,泼水浇铸高大坚冰防御工事,退敌成功的记载,足见其寒冷的程度远非“滴水成冰”可比。加之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寒疫暴发流行,致死者众。遂有仲圣之出,以救众生之难。

  当今之世,说到“温疫”人们多不陌生;若提到“寒疫”,不免就有人感到生疏。其实,“寒疫”“寒毒”之名,《素问·剌法论》就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避其毒气,即不邪干”之说,此“五疫”即包括寒水疫毒。仲圣更在《伤寒例》中明确提出:“天气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

  仲圣著《伤寒杂病论》一书,其实也是寒温合论的,其三承气汤的苦寒攻下、麻杏甘石汤的辛凉清透等一直为历代温病学家所重,并一直为今医习用。只是由于当时的疾病谱以寒疫为主,故详寒略温而已;对风温坏病等虽有提出,却语焉不详。

  由于仲圣之功,中华民族在公元3~5世纪世界疫病大流行的死亡风暴中得以幸存并繁荣。

  在此后的千余年之中,医界尊仲圣,学习王叔和保存下来的《伤寒论》,研究之,发挥之,应用之,名家辈出,渐成一派(其中又有多“派”,只是学习方法、见解不同而已),但却把它拔高到“半部《伤寒论》可以治万病”的神圣地位,一味维护,不肯与时俱进。其实背离了仲圣精神。试想当年若不是仲圣与时俱进,何来《伤寒杂病论》巨著问世、救世?

  温病学说随瘟疫而变生

  至宋金时(11世纪左右),由于社会环境、气候变化与人居世态大异古时,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温热病流行,而医者墨守伤寒成法不变,违背了仲圣“随证治之”(实则是今之“辨证论治”)的原则,造成热病临床疗效大幅下降。面对现实,医界有识之士开始质疑伤寒诸方,并另辟蹊径。

  首先是刘河间主火热。他说:“余自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遂仲景法桂枝麻黄发表之药,非余自衒,理在其中矣,故此一时,彼一时,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四库全书提要》对他的辨证论治水平予以了肯定,评说:“作是书,亦因地因时,各明一义,补前人所未及。”

  任应秋在他主编的《中医各家学说》(全国中医专业试用教材)中评说:“他(指河间)总结出对热性病的治疗原则,提出辛凉解表,清热养阴的治法,突破了墨守仲景成规的保守风气,对后世治温病以很大启示。”

  然而,突破保守风气并非易事,率先的突破常常不被重视和采纳。在其后的几百年中,保守者仍固守其论,不肯(或因古代交通、通讯、印刷、传播等不发达而不知)前进一步。这从当时一些医家的著述中清楚看得出来。

  如庞安时(宋)在《上苏子瞻端明辨伤寒论书》中提到:“四种温病败坏之候,自王叔和后,鲜有明然详辨者,故医家一例作伤寒,行汗下,天下枉死者过半,信不虚矣。”(医家未能明辨是非,把责任全推到王叔和头上有失公允)

  直至明末清初温疫大流行,仍然如此。从吴有性《温疫论》中可见一斑。他写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此时已是距河间主火倡导辛凉、清热500余年后的1642年!吴氏此书独树一帜,开温病学科之先河,详论温疫病因病机传变治法方药,切合实用,刊行版本一时达84种之多,影响甚大。其后200年中,温病诸家辈出,辨证论治臻于完善,逐渐形成温热学派。

  温病学派的产生、发展与成熟,与历代温疫的流行史并行,且每每都能找出对治之法,控制其流行,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相对来说,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如公元14世纪,鼠疫连续5年夺去了欧洲2500万人的生命。

  从上可知,无论是伤寒学说还是温病学说,它们都是当时杰出医家因应对疾病谱的变化而形成的,是对热病辨证论治水准创新、提高的结果。

  史证:伤寒温病一脉同流

  温病学说原本是中医热病理论继仲圣之后的又一次飞跃,可望问鼎医学顶峰。却由于人们的守旧,把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从中一刀劈开,生生分成冰炭不相容的两个事物,各立门派,相互论争,结果恰恰扼杀了其无限的生命力。

  何以故?因它们的本质是一脉同流而非同源分流的。

  首先,每一位温病大家,都是精通仲圣之学的,他们首先是伤寒大家。他们在充分认识了伤寒学说精髓的同时,在临床实践面前,也认识到了温热病与伤寒迥异的现实,经历了一段艰苦卓绝的摸索与思考后,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在六经辨证的基础上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以及三焦辨证,令几近完美的热病辨治大厦高高耸立。温病与伤寒,它们是一而非二。

  正如吴鞠通在其所著《温病条辨·凡例》中所说:“是书虽为温病而作,实可羽翼伤寒,……学者诚能合二书而细心体察,自无难识之症。”又说:“天地运行之阴阳和平,人生之阴阳亦和平,安有所谓病也哉!天地与人之阴阳一有所偏,即为病也。……偏于火者病温病热,偏于水者病凉病寒,此水火两大法门之辨,……各救其偏,以抵于平和而已。非鉴之空,一尘不染,如衡之平,毫无倚着,不能暗合妙道。岂可各立门户,专主于寒热温凉一家之论而已哉。”(《温病条辨·续篇·辨寒病之源于水,温病之源于火》)可见,温病大家是有突破能力的一流伤寒专家,而且是立足于寒温合论的。

  其次,当时许多医者虽同以研习伤寒著称,却既不能领会仲圣寒温合论的实质,又不能如吴又可、吴鞠通等温病大家那样有所突破、有所前进,面对临床新的疾病谱,缺乏创新思维能力;其保守者更起到了阻碍发展的作用。

  诚如吴瑭在《温病条辨·凡例》中所说:“温病一症,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多所弥缝补救,皆未得其本真,心虽疑虑,未敢直断明确,其故皆由不能脱却《伤寒论》蓝本。其心以为推戴仲景,不知反侮仲景之法。”确实,温疫流行,还要“遵”仲圣麻桂法,造成恶果,反侮“古方不能治今病”。仲圣冤枉!

  当然,也有例外。如公认为“伤寒学派”的庞安时(宋)就着意发明温热,在所著《伤寒总病论》一书中,第五卷专论温热,以大剂石膏为主,为清代余师愚清瘟败毒法先开门径。此公是数百伤寒注家中难得的一位能独立思考,发明仲圣论温之学者。此外,著《伤寒温疫条辨》(亦称《寒温条辨》,清乾隆49年付梓)的杨栗山氏,也是发明温疫的寒温合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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