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或提前来临 总和生育率破警戒线 啥意思

“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这是啥意思？

民政部部长近日发文称，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图源：视觉中国

一

其实，两年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就提出，中国人口负增长或提前到2027年来临。

所谓“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要达到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保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的基本平稳，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

从历史和国际社会经验看，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下滑至1.5以下，就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的观点，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总和生育率就降到了2.1的更替水平之下；据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的总和生育率为1.3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则进一步降至1.18。

“即便考虑可能存在的误差，我国的生育率水平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41），也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0）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90）。” 蔡昉说。

从人口出生率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这也是2000年至今，中国人口出生率的最低值。

2015年起，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受政策影响，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量有所回升，达到1786万人；但在2017-2019年，这一数据又开始下降。

对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解释，“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其累积效应在2015-2016年集中释放；2018年后，生育进入政策调整后的平稳期，所以人口出生率呈先升后降现象。

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为何急剧下降？

对此，人口学者、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曾告诉岛叔，其背后有3个因素叠加：一是“全面二孩”释放的堆积生育逐渐结束；二是1990年代出生人口从最初的2600万人直线下降到1999年的1400万人左右，导致未来十几年育龄高峰期女性数量锐减约40%；三是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持续低迷。

总和生育率跌破1.5的代表性国家（图源：钛媒体）

二

如专家所言，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指标，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被社会探讨较多的，是综合条件影响下的生育意愿低迷。

在人口学家、前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梁中堂看来，生育率降低是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必然伴随城市化率的提升和人口大规模流动。在此过程中，若户籍、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与生育相关的领域改革不彻底，农民或其后代进城可以务工、上学、就业，却无法顺利安居转化成市民，那么社会结构的失衡，会使生育率一降再降。

对城市人口来说，“少生”也是理性选择：“现在大学扩招，每个人教育时间拉长，普遍结婚生育的年龄就要往后推；再考虑到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养育成本、生育对于职场女性潜在的事业影响，晚婚晚育、少育就变得非常自然。”黄文政说。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生育决策影响机制研究”团队曾在2016年-2017年间做过一次“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的生育意愿调查。其结果显示，在已育一孩的女性中，在各地样本人群中，计划生育二孩的女性仅占28.3%-30.1%。

参与该次调查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靳永爱告诉岛妹，超过1/3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想多生的原因是“经济条件不允许”：“有研究显示，一个普通家庭将孩子养育成人所花费的成本高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此外，随着城市房价持续上升，处在生育高峰期的青年群体还面临着巨大的购房压力。”

一句调侃显示了这种现实：如果你生了俩儿子，那就是真的“建设银行”了。言下之意自然是高房价。

除经济压力之外，“没人帮忙照顾孩子”也是限制女性生育二孩的一项重要因素。靳永爱援引调查数据称，参与调查的城市已育一孩女性中，70%以上表示自己或公婆是照料孩子的主力；但到生育二孩时，双方父母往往年事渐高、身体状况不佳，无法像从前一样提供帮助。

工作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生育意愿。靳永爱称，考虑到职场晋升和自我发展，一旦女性选择生养孩子，其职业发展将被打断，机会成本非常高；若边带娃边工作，精力、体力都将面临极大挑战。

凡此总总，使当下许多女性对生育的态度慎之又慎。

中国养娃成本最高城市Top10（图源：苏宁金融研究院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三

社会性问题背后是无数个体的理性选择。若生儿养女的实际难题无法破解，少子化问题很难得到实质性解决。有孩子的想到二胎头疼，没孩子的看到已育人士的难题犯嘀咕；再往前推，前文论述的多重因素，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结婚意愿的降低、结婚年龄的推迟。

在人口研究学者何亚福看来，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是破题关键。他建议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3岁以下孩子入托率，给多孩家庭减税，减轻双职工家庭照顾孩子的负担。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难题。举例来说，目前0至3岁公立幼儿照护机构较少，生养孩子对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而言，几乎意味着数年事业空窗期。“若能建立完善的公共托幼、抚幼市场服务体系，尤其关注0至3岁婴幼儿群体，将给犹豫是否生子、是否要二胎的家庭以直接帮助。”黄文政说。

靳永爱进一步建议，在托幼服务提供模式上不妨引入多元共治理念，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利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和资源，更有效率地建立托幼服务体系。

除了托幼，子女教育也是一大烦恼。谈及此事，岛叔身边不少朋友吐苦水：就按一般标准来说，若夫妻是双职工，正常下班时间按傍晚6点算（996的小伙伴们更夸张），学校4点不到就放学了，如果父母不在身边，谁接孩子？再加上各种培训班辅导班，带第一个孩子受的压力隔几年再来一遍，“想都不敢想”。

学者认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政策环境也十分重要。“女性常因生育受到就业歧视，比如求职难度上升、薪酬福利下降、甚至被迫辞职。”靳永爱建议，应立法保护女性不受相关歧视，保障就业和生育权利。

此外，在夫妻分担养育责任时，应强调“都在场”“都出力”，避免“丧偶式育儿”。如何让父亲不缺位？靳永爱认为，完善父母育儿假、丈夫陪产假等制度，能促进丈夫多参与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照料，帮助妻子缓解母亲角色和职业女性角色之间的矛盾。“曾经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模式应逐步过渡到‘男女合力兼顾内外’的阶段。”

人口问题是大问题。过多，超出社会和资源承载能力；过少，可能带来劳动力和社会活力不足、养老压力剧增等结构性难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营造一个“乐生愿生”的整体社会环境，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