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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
签名公告建议“取消中医”
在卫生部明确表态“反对”之后,这个话题陡然升温不少。浙江等地的中医提出要“打响中医保卫战”。张功耀所在地的湖南中医界的反响更为强烈
“你们千万不要上你们骗子中医老师的当。”这句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话出自王澄的《写给中医学院和中医药大学青年学生的一封信》。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策反”中医院校学生“和教育部以及你们的学院商量一下,尽快把你们的医学学习内容转换成100%的西医内容。”
“取消中医”是王澄长久以来的愿望。今年10月初,国家发改委开始征集民众对新医改的建议,这被他看做是一次机会。王澄开始和张功耀商讨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签名活动。
张功耀说,王澄草拟了一份初稿传给他,他把其中言词过于激烈的部分删改掉之后,形成目前网上流传的《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王澄认为还是以国内学者领衔提出比较好,就把张功耀的名字放在他自己的前面。
和张、王二人此前的文章相比,这篇公告的措辞缓和得多。他们的诉求主要有以下几点: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有关中医的内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
这篇公告的影响之大,超出了张功耀的意料之外。“原来很多人认为我和王澄俩神经病,天天发文章(批中医)。”张功耀对它产生的效果非常满意,“根据一个网站的调查,现在有2万多人支持我们。这就不是我俩神经病了。”
不过,至记者截稿时,在公告上签名表示支持的,包括未按规范标明自己单位和职务的化名者,一共只有一百四五十人。在卫生部明确表态“反对”之后,这个话题陡然升温不少,传统媒体开始频繁采访张功耀。浙江等地的中医为此提出要“打响中医保卫战”。
张功耀所在地的湖南中医界的反响更为强烈。在看过当地的《三湘都市报》对张功耀的专访之后,湖南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主任医师荣新奇出离愤怒了。他马上给《三湘都市报》打了电话,向张功耀下“战书”:我愿意出钱请张功耀来我们医院来考察一个月,看看中医药到底能不能治病。在和院长通过电话之后,他们决定由8名资深中医出面接受记者采访,回应张功耀的种种观点。
《三湘都市报》的热线更是被打爆,而在252个打进来的电话中,只有2个人表示支持张功耀。对张功耀的质疑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作为一个哲学教授,他有能力与资格评判中医药么;为什么对几千年来中医药所起的巨大作用视而不见;中医有糟粕,西医难道就完美无缺么?为什么不辩证地看待中医?
湖南省戏协原副主席、老作家丁楠在网上写下自己亲见的中医治病活人的典型案例,并呼吁大家都这样做,他的目标是发动100万人签名力挺中医药。
记者在湖南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进行采访时,该院主要领导取消了周五下午的例会,七八个有名望的老中医在会议室向记者表达他们的意见。荣新奇在咨询了律师和法院之后,决定起诉张功耀诽谤。“关于中医的学术争议很多,很正常。中医也需要发展,但说中医理论是伪科学,中医是骗子,中医治疗是害人,性质就变了。”
中医百年“存废”危机
求生存牵涉了中医的大量精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医始终处于受歧视、遭挤压的状态中。改革开放之后,相较于西医,中医越来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
70年前,荣新奇的舅爷吴汉仙也曾卖力地为中医正名。那时,中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制度层面的存废危机。
1934年,湖南省卫生试验处制定了《湖南省卫生十年计划》,其中规定:“首先撤除省城各校中医,学生不得服用国药,一律改为西医西药,……”计划一出,中医界哗然。时任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副校长的吴汉仙作为请愿代表之一,发动了请愿、罢工和游行示威等多项抗议活动。最终该计划中有关消灭中医的重要内容被删除。
在此之后,国民党政府仍然对发展中医持消极不作为态度。1935年,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通过冯玉祥等人提议的《政府对于中西医应平等待遇案》。但此后,关于“医药卫生等机关应添设中医”、“应准中医设立学校”等内容却一直不予公布。吴汉仙再次站了出来,赴京请愿。
湖南是著名的中医故乡,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古医术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之一,“医圣”张仲景也曾在这里悬壶济世。民国时期,湖南中医所面临的困境,只是全国性的废除中医运动的一部分。早在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就发表《废医论》,对中医提出激烈批评。迨民国初年,中医又面临来自政府的挑战。北洋政府在改新学制时,完全不把中医列入课程。南京国民政府的废止中医活动更加激烈。在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之后,1929年,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
余云岫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这位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西医毕业生,以日本明治维新时取缔汉方医为榜样,认为“旧医(中医)一日不除……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他在“废止中医案”中提出了6项逐步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虽然因中医界人士的抗议,“废止中医案”被搁置,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医始终处于受歧视、遭挤压的状态中。
现年90岁的中医谢子衡是“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汪逢春的弟子。他说,当时中医界很多人批判余云岫,但他还是挺佩服这个人,喜欢读他的医书。“他有他的偏见,但也有合理的部分。他是不很了解中医的情况。”谢子衡说,西医的确有它的先进之处,当时汪逢春等中医并不排斥西医,在很多时候也与西医合作。
不过,求生存牵涉了中医的大量精力。香港中西医结合创会委员及学术小组组长区结成说,由于余云岫急于立新,企图把中医连根拔起,触发了中医对存亡危机的抗争。更由于废止中医的威胁延绵弥漫整整20年,令有意义的中国医学现代化问题不能合理地讨论。
中医重新受到重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有关中医的争论仍未中断。这与毛泽东的大力扶持分不开。在50年代初,卫生部高层也曾出台很多限制中医发展的政策和规定,但最终导致两位副部长王斌和贺诚被撤职。“中西医结合”也在这一时期被正式提了出来。
文革的到来再次给中医的发展带来打击,虽然那个时候赤脚医生遍及乡村,他们普遍采用一些中医中药方法给群众治病,但中医的发展事实上出现了退步。改革开放之后,传统医药(中医中药)的发展和现代医药(西医西药)的发展一道被写入宪法。中医依然在政策层面上获得支持,但相较于西医,它越来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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