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原创辨证论治思想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大量中医著作、教材甚至中医辞典，都写有《内经》含有“辨证”“辨证论治”或“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的论述。笔者在此提出质疑，“辨证”与“辨证论治”思想真的是源于《黄帝内经》吗？细究《内经》中“证候”及“证”的论述，可见《内经》时代只有辨病思维，尚无《伤寒杂病论》的“辨证”思维概念。

    •《内经》创立的辨病、辨病论治，以及针对疾病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的临床学术思想，为后世医家思考、寻求辨病求因的科学方法建立了思想前提。但辨证及辨证论治的思想是源于《伤寒杂病论》，而不是源于《内经》。

    当代医家、医著、教材，甚至辞典关于《内经》与“辨证”和“辨证论治”关系的论述很多，诸如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内容提要”曰：“全书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着重说明了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辨证施治’的治疗原理”；1980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医家高士宗著《黄帝素问直解》之“方序”曰：“《黄帝内经》……对临床诊断治疗的手段和要求是：‘辨证论治’，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 1984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曰：“中医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两者在《内经》中均有充分反映……。”2012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十二五”规划教材《方剂学》载：“《黄帝内经》……总结出有关辨证、治法与组方原则……等理论”、《中医各家学说》载：“《黄帝内经》……分别从脏腑、经络、病机……及辨证治疗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综合叙述。”有学者认为“《黄帝内经》……最显著的特点是体现了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东汉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使《内经》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起来。”2004年版《简明中医辞典（修订本）》解“黄帝内经”条为：“……阐述中医基础理论、辨证论治规律、病证等多方面内容，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还有学者讲：“《黄帝内经》以外感寒热病为研究对象，为其提供辨证施治的依据……亦作为内伤寒热病辨证施治的理论源头。”等等。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大量中医著作、教材，甚至中医辞典，都写有《内经》对“辨证”“辨证论治”“辨证治疗”或“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的论述，似乎成了“万口合附，并为一谈”的“不易之论”。笔者在此提出质疑——这是真的吗？“辨证”与“辨证论治”思想是源于《黄帝内经》吗？本着对中医学经典著作之研究，惟研究者，终当以经典原著、原文为基础、为依据、为根本；而对研究者之研究，又当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追根溯源，予以明辨与澄清，供学术界讨论和再批判。

    《内经》论“证候”及“证”的真正内容

    1.证候一词，唯见于隋·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即只在其“卷第十七 证候之一”的卷名出现一个“证候”概念。然而，其正文的原文中并无“证候”二字。在杨注中却出现“病候”“病”或“无病”之注释。如正文有论曰：“青如翠羽者生，黑如鸟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此五色见而生者也。”其注释曰：“此五者，皆病候不死者色也。”对“生于心，如以缟裹朱；生于肺，如以缟裹红……此五藏所生之荣也”的注释为“此五者，皆是无病平人之色也。”而正文“目色赤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黄在脾，黑在肾，黄色不可名者病在胸中”，则直接论述了目之五色与五藏病的相应关系，或候目之五色便可知其相应五藏病之所在。可见，当时所谓“证候”即指病候（病的临床症状表现）。特别是中医学术界有共识：杨上善撰注的《黄帝内经太素》是现存最古《黄帝内经》传本，其注释更近古义。杨上善对《黄帝内经太素·卷第十七 證候之一》所论述的五色所见，注释为病候、病或无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经》时代只有辨病（思维），尚无《伤寒杂病论》的“辨证”（思维）概念。

    2.单词“证”字，只见于唐·王冰次注《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曰：“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其中“证有中外”是《内经》（包括王冰次注《黄帝内经素问》八十一篇、《灵枢》八十一篇）以及《黄帝内经太素》）原文中绝无仅有的关于“证”的论述。如果不是王冰在编次整理《黄帝内经素问》时编入“七篇大论”，恐怕连“证有中外”这唯一有关“证”的论述也没有了。全部《内经》原文只一个“证”字，仅一句“证有中外”关于证的论述，并没有“辨证论治”概念或与其相近的概念，怎能体现王冰次注《黄帝内经素问》“着重说明了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辨证施治’的治疗原理”？怎能讲《内经》“充分反映”“辨证论治显著特点”或“阐述辨证论治规律”？难道这一句“证有中外”，就铺设了“《内经》……在临床上开辟了辨证论治的道路”的基石吗？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