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论》原创辨证论治思想

    《素问·热论》对六经之病的阐述

    如前所述，《中医各家学说》讲：“《黄帝内经》是采用三阴三阳对热病进行辨证。张仲景对伤寒病的辨证，吸收了《素问·热论》的辨证方法”。然而，《素问·热论》之原文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热病，……其两感于寒而病者，……。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故胸胁痛而耳聋。四日太阴受之，……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六日厥阴受之……。三阴三阳五藏六府皆受病，……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两感于寒者，病一日则巨阳与少阳俱病，则头痛口干而烦满；二日则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语；……”。皆论述的是“六经病”或“三阴三阳五藏六府皆受病”及其主要症状，示人以如何辨识六经之病及其病的传变等辨病方法，毫无辨证及辨证方法之说、之意耳。

    还原《内经》的真实世界，并没有“脏腑辨证”的文字记载或相关论述；丝毫没有关于“病证结合”的论述；更未发现其“病证结合的雏形”；根本没有“对辨证治疗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综合叙述。”

    辨证论治思想源于《伤寒杂病论》

    笔者认为《伤寒杂病论》是发挥《素问·热论》有关六经病的辨病论述；参考《平脉辨证》（或《平脉》、《辨证》）等著述，构成了它的“辨某某病脉证并治”临床诊疗疾病的“病证结合”思维体系和诊疗模式。其所论述的“辨某某病脉证并治”所包含的“六经辨病”，源于《素问·热论》；而“辨脉”和“辨证”，乃源于《平脉辨证》。因为《伤寒杂病论·原序》明明白白的讲道：“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然而，当时参阅的“素问九卷”当为《素问》和《九卷》，《九卷》即《针经》也称《灵枢》。而当时《素问》尚无王冰补入的“七篇大论”，即无《至真要大论》篇，那么其参阅的“素问九卷”则无“证”字。因此《伤寒杂病论》的“辨某某病脉证并治”之“证”，不是遗传于现广泛流传的王冰次注《素问》之“证”这一基因；并非生发于《内经》之“证”字；显然是受《平脉辨证》之启发而首创伤寒六经病的“辨某某病脉证并治”理论与方法。而“辨某某病脉证并治”包涵辨病、辨脉、辨证、论治（“并治”）；若将“辨脉”纳入“望闻问切四诊”范畴，便成为“辨病辨证论治”了，明示既要辨病和辨病论治，又要辨证和辨证论治；诊断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治疗是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所以，“病证结合”及辨证、辨证论治乃首创于《伤寒杂病论》。

    正如姜良铎主编《中医急诊学》所讲：“……《伤寒杂病论》一书……不仅创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学术思想，……首次提出了‘六经辨证学说’，建立了中医急诊学的‘辨证救治体系’，对后世各学科的辨证论治体系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永炎、鲁兆麟主编《中医内科学》指出，“辨证论治是内科临床理论的基础，它是汉代张仲景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在《伤寒杂病论》里首先提出并具体应用于临床的。”李赛美，李宇航主编的《伤寒论讲议》中讲道：“《伤寒论》的学术成就，首推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辨证论治专书。”如果断定是《黄帝内经素问》“着重说明了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辨证施治’的医疗原理”或“《黄帝内经》……最显著的特点是体现了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东汉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使《内经》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或“《内经》……在临床上开拓了辨证论治的道路。”那么，何谈“《伤寒杂病论》一书，不仅创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学术思想，……首次提出了‘六经辨证学说’”，何谈“辨证论治……在《伤寒杂病论》里首先提出并具体应用于临床的。”何谈“《伤寒论》的学术成就，首推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辨证论治专书。”

    到底是谁首创辨证论治？如此重大学术问题，不是当下极需要认真研讨和澄清的吗？

    笔者认为，虽然《内经》无“辨证”和“辨证论治”概念，但从现代中医临床医学看，证候（证之外候）和病候（病之外候）都是指病人的临床表现（包括症状、体征、舌象、脉象等）而言；都是运用中医理论对病人的临床表现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推理，进行辨病诊断或辨证诊断的依据，即根据同一病人的当下临床表现，而运用不同的理论和临床思维，同时可做出辨病诊断，又可做出辨证诊断；在求其辨病诊断时，临床表现便称之病候；在求其辨证诊断时，临床表现则称之证候。辨证诊断过程即运用中医理论对病候分析、归纳、判断、推理、概括出病因、病位、病性、病机、病势等“病因病机”的思维过程，也就是说辨证就是运用中医理论对疾病的中医病因病机的高度理论概括、抽象和升华而产生的独特概念，辨证的本质就是审证求因；辨证论治的内涵或本质则是针对病因病机的审因论治，与《内经》强调针对疾病的病因病机治疗思想一脉相承，是从方法学上对《内经》针对疾病的病因病机治疗思想的发展。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说《内经》创立的辨病、辨病论治，以及针对疾病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的临床学术思想、方法，为后世医家思考、寻求辨病求因的科学方法——“辨证”，以及“辨病因病机论治”的有效方法——“辨证论治”奠定了思想基础或建立了思想前提。但辨证及辨证论治的思想是源于《伤寒杂病论》，而不是源于《内经》。

    总之，笔者经过反复精研细读《内经》这部中医学最权威的经典之一，再三考量、审慎思考，尚敢斗胆地说：在《内经》中，未能发现其具有原创性的辨证及辨证论治思想线索。认为《内经》是辨证、辨证论治源头的看法，当属误读、误解、误传。也许笔者学识浅薄，尚未挖掘、悟出《内经》还隐藏着辨证论治的玄机？敬请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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