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辨证论治”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学界之所以提倡“辨证论治”，并将之提升到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特点”的高度来宣扬，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简言之，在新中国的中医政策开始确立和贯彻之初，为了尽快从根本上消除“中医不科学”的历史偏见，将其作为对中医的基本诊疗规律和与西医相区别的学术特点的概括，并随着中医政策的贯彻而在中医学界迅速流传开来的。

    提出：基于中、西医思维方式不同

    任应秋先生在1957年出版的《中医病理学概论》的“前言”中说：“有人说，祖国医学对病理的认识总是一种概念，而于病理的形态学、解剖学、组织学等概属无知。但我的看法是这样：这方面固然可能是祖国医学的缺点，可是翻开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病理学教科书，谈某种病的病理时，似乎天经地义地就谈它的病理形态学、病理解剖学和病理组织学，这些几乎就等于病理学本身，仍然是有莫大的缺点……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病理学，忽略了疾病是人这个有机体所表现的现象之一，并且是在发展着的、变动着的现象，绝不能把它从整个有机体孤立起来加以片断的了解的，更不是仅仅从病理形态学上考察就能有全盘的了解的……于此我们认识到祖国医学辨识病理从证候，确定治疗也从证候，合多种证状而成一概括的证候名目，谓之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以及风、寒、暑、湿、燥、火等等，既为辨识证候性质的关键，也是临床治疗的标准。疾病是随时发展着的，变动着的，证候也是极其复杂而变化的，这样证候与治疗密切配合的病理知识，有它现实的实践意义，能够通过实践的知识，便有它不可磨灭的真理存在，更有它不断变革、升华发展的前途。”

    秦伯未先生1957年在《中医“辨证论治”概说》一文中也说：“‘辨证论治’不是中医的最高理论，是在中医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方法，离开了中医基本理论便没有方法来进行。有人承认中医‘辨证论治’的特长，但同时认为中医只有实用主义的经验的随症治疗，这是根本误解的。如果中医没有理论指导，决不会有一套优越的诊疗体系并积累起历代文献。也就是说，理论指导实践，理论反过来就是方法，‘辨证论治’所以成为中医的诊疗规律，就在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任应秋先生在1976年又云：“如果以‘症状’为依据进行治疗，那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一种不彻底的疗法，也是一种不科学的疗法。只有以‘证候’为根据进行治疗，才是从根本上治疗，比较彻底的治疗。所谓‘对证下药’，就是要针对‘证候’，而不是针对着‘症状’。”（《谈谈中医的“辨证论治”》）

    这样的论述，还有许多。随便举其典型者即有：“首先要明确的，辨证论治与对症治疗有本质上的不同。辨证论治是根据多方面的各种因素，和过去和现在的种种情况，做出不但能解决当前、而且有利今后的方法。”（姜春华，沈自尹著《中医治疗法则概论》）“辨证论治，是中医各科普遍应用的诊疗法则，与对症治疗有所不同。虽然，辨证也要以症状为依据，但不是单凭一症，而是要结合望、闻、问、切四诊，根据患者所有症状，分析辨别，找到能反映疾病本质的证据，才算达到目的，仅只注意一个症状，就不可能全面了解病情，甚至还会歪曲实质而为病变反映出来的假象所蒙蔽。所以辨证论治的整个步骤，从了解病情经过与全身症状，分析病因、病理，考虑治则，抉择方药，必须通过细致的思考过程，非简单的对症治疗可比。”（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主编《中医临证要览》）

    产物：紧靠巴甫洛夫学说和辩证唯物论

    任应秋先生在1955年首次提出“辨证论治”时即云：“我们认为这种辨证论治的整体体系，是和现在苏联先进医学主张：‘我们不是治疗某一病患，而是治疗病人，于治疗时应当注意病人身上发生的变化组合，在看护病人时，必须考虑整个病人，而不单注意于罹患器官’的理论是殊途同归的。”（《伟大的祖国医学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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