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辨证论治”的历史背景

    方药中先生云：“中医治疗体系的合理核心即其实际应用经验部分，其基本精神是合理的，与现代病理生理学的基本观点有其符合之处，不过现代病理生理学的研究是在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和米邱林遗传学说，进化论的生物学观点基础之上及现代科学实验基础之上建立的，因此，在理论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科学物质基础，而中医治疗体系则为一纯粹的经验医学体系，其对于疾病的认识，完全从经验中观察归纳得来，因此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试讨论“中医治疗体系”中的几点基本认识》）

    1957年吴德钊先生云：“无可否认的，中医在症候诊断方面，却创造了一系列特殊的具有唯物主义意义的‘辩证’法。在二千多年来长远的年代里，经过无数次的经验验实，中医运用这些方法，针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症候’类型治疗，通过排除或消灭致病因素，调整或协助生理机能，使全部症状随疾病治愈而消失，成功地达到治愈目的。”（《中医的“辨证论治”》）

    1958年蒲辅周先生云：“‘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治疗的基本原则……符合于辩证唯物的先进的科学思想。”（《从治疗乙型脑炎的临床实践体会谈中医辨证论治的优越性》）

    1959年王雪苔先生则直接以“矛盾”来解说“辨证施治”：“‘辨证’是具体地辨别某种疾病过程的矛盾的特殊性质，从而掌握这—疾病的本质，‘施治’则是根据这一疾病过程的矛盾的特殊性及其本质规定出解决矛盾的原则(中医叫作治则和立法），并采取解决矛盾的措施(中医的制方用药）。这是互相联系着的两个过程，没有正确地辨证，也就难以规定出正确的治疗原则和措施。”（《矛盾法则在祖国医学辨证施治中的体现》）

    1976年任应秋先生在大量引用毛泽东主席《矛盾论》一文的有关论述对“辨证论治”从多个方面加以论证后，又说道：“‘辨证论治’这一认识和治疗疾病的方法，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现在广大的中医群众仍然运用这一方法来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并能取得较满意的疗效，也就是能够经受临床实践的检验。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具有一定的唯物辩证法的。”（《谈谈中医的“辨证论治”》）

    笔者臆测，任应秋可能是遵照“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的“最高指示”而得出这一说法来的。对此，从最初曾使用过“辨证施治”“辨症论治”“辨症施治”等不同词语到统一到“辨证论治”的过程，也可以作为理解这一点之旁证。

    1954年11月叶橘泉先生在为自己编译的由日本木村长久、矢数道明等合著的《中医诊疗》“修订版”撰写的“修订前言”中即有云：“中医的辨证施治，首先注目于阴阳、寒热、虚实、表里、上下、顺逆的‘整体观念’，体察病位、病情的传变，从调整内外环境的矛盾出发，通过一系列的现象（症候群）的鉴别，并掌握各个不同阶段的综合征象而作适宜的处理，这是中医临床医学的成就。它和细胞病理学的局限病灶、偏重解剖的机械观点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较早提倡“辨证论治”的秦伯未先生有时也会“随心所欲”地使用“辨证施治”一语：“中医的理论以脏腑为核心，临床上辨证施治，归根到底都是从脏腑出发。”（《谦斋医学讲稿》）

    1971年北京市中医医院革命委员会编写的《辨证施治纲要》云：“毛主席教导我们：‘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祖国医学在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的临床实践，总结出一套具有整体观念的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根据这个独特的理论体系，确立了‘辨证施治’这一临床治疗原则。”

    1972年上海中医学院“反潮流”而动，出版了以“辨症论治”为书名的教科书，在该书“前言”中有云：“张仲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在《伤寒论》一书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医治疾病必须实行‘辨症施治’的原则。他指出，应该‘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证’同‘症’)，这就是‘辨症施治’的最初概括。”“祖国医学的丰富经验和独特理论在临床实践中是通过‘辨症施治’来体现的，因此，学习祖国医学应当掌握‘辨症施治’的规律，这样才能在具体的临床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祖国医学是如何医治疾病的。”

    之所以不能使用“辨证施治”，关键在于“施治”二字，不能使人很容易地将其与“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相挂钩，而“辨症论治”“辨症施治”，则是由于“症”字，一是不能在字面上与“辩证法”相符，二是不能从表面上与西医“对症治疗”从根本上区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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