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连波：中西医结合防治慢性肾脏病的思路与方法
1 慢性肾脏病的危害
美国国立卫生院（NIH）的统计表明，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占美国医疗人群的7%，却占医疗预算费用总额的24%。终末期肾脏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每人每年需要透析费用65000美元，预计2010年美国用于ESRD的费用将高达290亿美元[1]。目前我国尚无准确的CKD流行病学数据。据2005年北京市石景山地区40岁以上常住居民的统计学调查显示，CKD患病率为9.4%[2]。据此推算我国CKD病人超过1亿，ESRD病人超过300万。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300万病人中仅有6万人接受肾脏替代治疗。据国家医保局统计，替代治疗每人每年费用10~13万人民币，就这仅仅2%ESRD病人每年的医疗费用就高达60~78亿，若ESRD全部接受替代治疗，医疗费用将高达3000亿~3900亿。CKD患者血肌酐（Scr）超过150µmol/L时，死于心血管并发症者是普通人群的15倍，尿毒症死于心血管并发症是普通人群的35倍。ESRD给社会和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给患者本人造成终身遗憾。虽然ESRD目前无法治愈，但CKD还未进展到ESRD时，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去积极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中西医结合治疗CKD的优势与存在的问题
中西医结合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自然渗透的产物，现实存在于我国中医院及相当一部分西医院的医疗实践中。许多肾脏病专家都在积极探索肾脏病治疗的中西医结合之路，如著名的肾脏病专家黎磊石院士开发研究中药提取物雷公藤多甙，为临床肾脏病的治疗提供有效的药物；陈香美院士获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IgA肾病中医证治规律研究”，为IgA肾病的中医证治规律提供科学证据。他们是肾脏病领域中西医结合的典范。中西医结合在肾脏病领域有明显的优势和取得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些问题和困惑。
2.1 中西医结合治疗CKD的优势 ⑴提高临床疗效，减少副反应。著名中西医结合肾脏病专家叶任高教授指出：“中西医结合要源于中医，而高于中医；源于西医，而高于西医”，这才是中西医结合的目标，也是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所在。如难治性肾病综合征在使用泼尼松、细胞毒剂、ACEI、ARB等治疗的同时，应用雷公藤多甙或火把花根片、中药汤剂等中西医结合治疗，其疗效较单纯中医和西医显著提高。中药还可明显减轻大剂量激素引起的医源性柯兴氏综合征副反应，减轻环磷酰胺（CTX）引起的消化道反应及骨髓、性腺的抑制[3]。⑵中西医结合一体化治疗。中医、西医对疾病的不同阶段的治疗，各有优势和劣势，中西医结合能取长补短，使病人得到一体化的治疗。如，IgA肾病表现为单纯性血尿时，西医无特异治疗，中医汤剂加火把花根或雷公藤多甙有比较好的疗效；在表现为中等蛋白尿和血尿时，以小剂量激素、ACEI加上中药汤剂或雷公藤多甙可有比较好的疗效；在大量蛋白尿时，则以大剂量激素、ACEI加中药汤剂、雷公藤多甙或火把花根治疗；出现细胞性新月体时，则以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在出现慢性肾衰竭（Chronic Renal Failure, CRF）1、2期，以中药汤剂口服、中药保留灌肠及中药熏洗配合降压减轻肾脏“三高”等治疗；到尿毒症期以替代治疗为主，中药配合改善营养等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因此，中西医结合在疾病各个不同阶段切入，各施所长才能得到最佳的一体化治疗。⑶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提高了对肾病治疗敏感性及预后的判断。例如肾病综合征不同的病理类型都可以表现脾肾阳虚等证型，而微小病变的脾肾阳虚证对治疗反应好，预后好，局灶节段硬化的脾肾阳虚证对治疗反应差，预后差。西医诊断下的中医辨证，提高了中医对肾病预后的认识。
2.2 存在的问题和困惑 ⑴中西医结合治疗CKD的方法还缺乏循证医学证据。尽管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肾脏病报道很多，但很大部分都停留在专家个人的经验和各自单位的临床观察，没有进行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双盲的临床试验，其疗效的客观性很难确定。⑵其疗效机制还是“黑箱理论”。中药的成份复杂，经过炮制、配伍、煎煮、体内代谢后，成份的变化更是不得而知。因此，中药很难用单一指标去考察其疗效，作用机制不明。中药治疗的基础上，再加上西药治疗，其疗效机制更是不清楚。因此，中西医结合治疗CKD的疗效机制只能用“黑箱理论”去解释。⑶行业内尚无《中西医结合防治慢性肾脏病指南》，中西医结合治疗CKD无规可循，中西医结合肾科医生临床诊疗缺乏权威的参考和指引，医患安全性差。⑷基础理论研究还迷惘：中医学的特点是辨证论治，其“证”的研究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是中医现代化的瓶颈。但目前对肾虚证等“证”的研究还没有找到特异性的客观指标，离“证”的本质，还有很大距离。⑸还没有形成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目前中医临床是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辨证论治为特色的系统论思想指导实践；西医是以“还原论”为主导思想，以逻辑思维为特征，以实验手段为主要研究方法，借助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手段来指导实践[4]。中医、西医都是在各自的理论指导下，现在还没有形成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新理论的形成还有待漫长的时日。
3.中西医结合防治慢性肾脏病的思路与方法
3.1 加强中西医结合治疗CKD单病种优化方案的研究 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的报道很多，疗效也比较好，但现在没有中西医结合治疗CKD的优化方案出台。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已经开始资助中医肾病临床优化方案的研究，如杭州市中医院王永钧教授牵头的11家医院肾科参与的“慢性肾脏病3期中医证治优化方案的示范研究”和上海中医药大学龙华医院陈以平教授牵头的“中医综合治疗膜性肾病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5]。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果将为中西医结合治疗CKD优化方案的研究提供借鉴。另外，建议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科技部门以及企业以各种形式支持中西医结合肾病优化方案的研究，为编写中西医结合防治肾病指南提供证据，为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依据，为行业诊治CKD提供最有效的方法，提高肾病的诊疗水平。研究优化方案时，注意以下问题：⑴为了使临床试验信息透明化，提高研究的社会公信度，请在临床试验开始前，在WHO ICTRP认证的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⑵为了优化出最佳的方案，请在做优化方案时，先将专家的经验在协作组内讨论，并在协作组外征求中医肾病专家、西医肾病专家、肾脏病理专家、免疫学专家、药理专家、统计学专家、医学经济学专家、伦理委员会、以及护理专家的意见。优化方案制定后，进行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盲法的临床试验，客观评价其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第一次临床试验结果出来后，针对临床试验存在的问题，将方案再优化再试验直至优化出满意的方案。⑶CRF应按原发病进行单病种优化研究。CRF是多种病因引起的临床综合征，病因不同，其进展的机制和速度不一样，临床疗效和预后也存在差异。因此，CRF应按其原发病分类进行优化研究。另外，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和慢性肾小球肾炎也要按病理类型进行单病种优化方案的研究。
魏连波教授是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中西结合肾病科主任，魏连波教授在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出诊时间：星期四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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